全国妇联办公厅




妇厅字〔2005〕13号



关于印发有关全国妇联机关安全保卫工作规定的通知

全国妇联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为进一步做好我会的安全保卫工作，使这项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重新修订了《机关安全保卫工作管理规定》和《机关消防安全工作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在工作中遵照执行。

全国妇联办公厅
2005年6月25日

机关安全保卫工作管理规定

一、办公楼出入及会客
1、全国妇联办公大楼实行出入验证、会客登记制度。
2、非本单位人员需凭单位介绍信或个人有效证件，经工作人员联系，填写会客单方能入内。来访者离开时，应将接待人员签字的会客单交回传达室。
3、推销产品者一律谢绝入内。
4、节、假日及非工作时间，工作人员进入办公区域应登记。
5、携带大宗物品出入，应持有本部门领导签字的字条；携带公物出办公区域需持有办公厅人保处签发的出门条，发现可疑物品值班人员有权进行查验。
6、办公区域严禁留宿（特殊情况需经办公厅人保处批准）。
二、地下车库管理
1、地下车库开启时间为：周一至周五7：30—18：00。
2、进入地下车库的车辆，需凭机关机动车辆通行证。未经批准，无证车辆不得进入。
3、进入地下车库的机动车辆应遵守地下车库停车规定，服从管理人员指挥，按规定车位停放整齐。
4、不得随意挪动消防器材，禁止在地下车库检修保养车辆。
5、地下车库卫生由机关服务中心负责。
三、自行车存放管理
1、机关职工使用的非机动车一律凭牌停放在楼后东侧自行车棚，并按顺序摆放整齐,严禁乱停放。
2、需办理自行车停放牌照人员，凭机关及办公楼内各直属单位正式工作人员名单，到机关服务中心物业管理部办理领取车牌事宜（每牌成本3元）。
3、自行车棚存放时间为周一至周五7：30—18：00。节假日或遇特殊情况需存放，请拨打电话3347随时存放。
4、自行车棚内存放的残旧或三个月不动用的自行车，又不声明者，每半年清理一次；对无车主的非机动车，由建国门派出所统一处理。
四、举办大型会议、活动安全保卫工作
1、举办重要活动（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大型活动时（人数在200人以上），主办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为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要认真组织制定和落实安全保卫工作的方案和措施。
2、举办重要或大型会议、活动前，主办单位须向办公厅人保处提交举办会议、活动的工作方案（包括日程安排、参加人数、出席领导名单等）、主管部门的批复文件；与其它部委(门)联合举办会议、活动的，应提交联合签发的举办通知。
3、举办重要或大型会议、活动的警卫工作，由办公厅人保处负责组织协调、实施。

机关消防安全工作规定

全国妇联机关消防安全工作贯彻“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一、管理规定
(一)消防设备及灭火器材不得随意开启、挪动或移作它用。
(二)机关办公区域内禁止使用各种电热器具，严禁随意拉设电源和乱接临时电路，特殊情况须经办公厅人保处批准。电器设备安装应符合《电器工程安装标准》和防火技术规范要求，并由专人负责安装。
(三)禁止在楼道、电梯、会议室等公共场所吸烟，严禁随意乱扔烟头。
(四)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机关办公大楼。
(五)仓库、地下车库、配电室等重点防火部位内严禁烟火。后勤大楼、汽修班等单位要严格明火作业制度。
(六)机关办公区域内进行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的施工应严格审批手续，经办公厅批准后，建设单位必须将工程设计送办公厅人保处审核把关，并按规定申报北京市消防局批准后方可施工。
(七)施工中必须保证防火安全，如需明火作业的，应到办公厅人保处办理动火证，由持有正式专业人员证书的技术人员操作。
二、应急预案
(一)当机关工作人员发现火情后，应立即拨打机关内部火警电话“3119”，向消防监控室报告火情，经消防监控室值班人员确认发生火灾后，迅速分别通知如下部门和人员:
办公厅人保处处长、办公厅值班室、机关服务中心物业部设备科。
(二)消防监控室向“119”报火警。
(三)启动机关现场组织指挥系统：
总指挥：办公厅主任
成 员：办公厅人保处处长，消防、治安保卫干部、机关服务中心物业部设备科科长，电话班班长
(四)相关人员和部门按如下分工进行工作：
1、消防监控室值班人员启动消防泵及自动喷淋装置；打开防排烟系统；关闭防火卷帘门等消防设施；及时切断无关电源。
2、义务消防队第一组组织人员利用灭火器材、消防栓进行火灾扑救；第二组组织人员疏散、转移易燃易爆物品、抢救贵重物品和重要文件。
3、物业部负责供水、断电。
4、医务室联系医院、救护车辆，临时处置和护送伤员。
5、消防监控室人员前往长安街路口，引导消防车进入机关大院，指示交通道路、地理水源、消防设施等位置。
6、保安队严格控制、警戒机关大院各出入口，保障各通道畅通，劝阻无关人员远离现场，保护现场。
7、单位内部所有人员听到消防广播、警铃或得知火警后，迅速离开现场，疏散到安全地带。火灾现场被困人员利用毛巾、衣物等纺织物品捂住口鼻，寻找就近安全出口，迅速离开火灾现场，撤离到安全地带。
8、火灾扑救后，办公厅人保处组织相关人员保护好火灾现场，接受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和上级主管部门的事故调查，如实提供火灾事故的情况，核实火灾损失，查明火灾事故责任。



“公众人物忍受义务”的宪法解读

杨士林


据《法制日报》12月19日报道，原中国足球队队员范志毅起诉名誉侵权一案，已由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对范志毅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其判决理由部分，简摘如下：
“即使范志毅认为报道指名道姓有损其名誉，但在媒体行使舆论监督的过程中，作为公众人物的范志毅，对于可能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忍受。”
对上述判决理由，查庆九先生将其概括为“公众人物的忍受义务”，也就是说面对新闻舆论的监督，公众人物应当容忍轻微的侵权。那么，为什么民事法律关于侵权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不适用于本案？一审法院是基于何种价值判断阻止了民事法律的适用？当然，本文不想对一审判决的正确与否进行评价，笔者只是想揭示当代司法权在运作过程中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
我国《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权。”根据这一规定和我国的司法实践，一般认为，侵害名誉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是：一有行为违法；二有损害事实；三行为违法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四行为人有过错。按照民事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上述判决理由的正确逻辑似应改为“如果报道指名道姓损害其名誉权，就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哪有所谓“容忍义务”，容忍义务岂不是于法相悖。我国宪法一方面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一权利并为我国的民事法律具体化。另一方面宪法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对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一旦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和监督权与他人的人格权发生冲突，对这种冲突进行判断选择、决定取舍，哪项权利应予以保护，哪项权利应受到抑制，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传统上一般民事审判的范围。公民的监督权不是物质和金钱所能衡量的，它也不是民事权利，而是神圣的政治权利。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与公民的监督权发生冲突时，其名誉权之所以要服从公民的监督权，也并不是我国民事法律价值的体现，而是宪法价值的客观影响。法官们实际上受到一种更高理念和原则的支配，他们有意或无意的在进行着宪法价值的判断，并将宪法的价值贯彻于民事审判活动中。这种权利冲突的情况并非为我国所独有，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而面对这种权利的冲突，司法权将宪法价值融入民事审判在我国却并不常见，有时甚至还受到人们的质疑；在宪政先进国家司法权的这种运作方式则是其宪政体制的应有之义。人们注意到同类案件中宪法价值的缺席与否，左右着裁判的社会效果。
“宪法的客观价值影响着所有的领域，包括私法”，“宪法与侵权行为法之间的关系直到最近才产生”。 实际上，“由于宪法权利的效力，侵权行为法可能（全部或者部分）免除造成损害之人的民事责任（《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第676-719页，张新宝译）。”“宪法对民法在实在规范层面上的“介入”现象，在国外宪法学中，也就是所谓的宪法基本权利规范的第三者效力问题（《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第476页，徐秀义，韩大元著）。”现代德国宪法学称之为人权规范的“第三者效力”，日本宪法学除了这种称呼之外，尚有“私人之间的效力”的说法。美国在宪法实践中则通过把一些特定的私人行为认定为国家行为，由此将宪法的效力扩展到私人之间的关系之中。在同属成文法系的德国和日本，虽然学者仍然存在对第三者是直接效力还是间接效力的争论，但却肯定了基本权利对第三者的效力。只不过其争论的重点已转向那些基本权利可以在私人之间有效力，以及应如何适用和贯彻这一效力。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也同样面临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出现的这些现代性问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近现代西方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本来是人民防御国家的一种权利，其效力只是约束国家权力的行使，对个人之间无任何效力。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各种垄断集团迅速崛起，社会上居于优势地位的团体、个人所拥有的组织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使得契约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条受到挑战。于是，西方国家就产生了所谓基本权利的第三者效力问题，其目的就在于对社会上的“势力集团”加以必要的控制，以维持基本的法治秩序和社会正义。而我国的宪政建设还没有完成近代宪法的历史任务，却也同样面临着对“势力集团”的控制问题，同样面临着基本权利的第三者效力问题。也许我国宪政建设的发展轨迹有自己的特色，即首先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出现的这些现代性问题，然后再反向完成近代宪法的历史任务。
虽然全面研究我国宪法的第三者效力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是笔者认为至少在权利和权利发生冲突的领域应当引入宪法的第三者效力。有学者认为权利之间的冲突可以通过加强立法来解决，但是笔者认为成文法自身的弱点使其永远难以厘清所有的权利冲突，而只能解决一部分权利冲突问题。针对千变万化的个案，司法权仍然存在较大的运作空间。只有司法权对冲突的权利进行宪法上的判断和平衡，才能针对不同个案选择不同的价值取向，做到或者强调维护基本的社会正义，或者强调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从而使宪法的价值充分得以体现。司法权在运作过程中何时引入宪法的第三者效力对案件进行宪法判断，何时其裁判结果就会获得社会的普遍接受。相反，不引入宪法的第三者效力，不对案件进行宪法判断，裁判结果往往不为社会所接受。为了说明此观点，笔者仅举两例：1988年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雇工合同纠纷中，招工登记表上曾注有“工伤概不负责”的内容。案件实质上是公民的契约自由和生命健康权发生的冲突，由于两种权利并非同一层次的权利，法院进行宪法判断经过权衡，最终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而排斥契约自由的适用。另一个案件是因著名的电影《秋菊打官司》所引发，案件的实质也是权利和权利冲突问题，一方面是原告依法享有肖像权，另一方面则是电影制片人依法享有的艺术创作权，法院用样进行宪法判断，并裁决优先保护电影制片人的艺术创作权，原告也必须容忍轻微的肖像侵权。总之，司法权在运作过程中也许并非是有意这样为之，而是形势使然。中国的宪法适用问题也许不是学者们刻意设计的结果，而是由实践促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