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期权制度及相关的法律问题
张涌

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与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完善，在国有企业中探索一种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股票期权制度作为近年来在西方国家中行之有效的一种企业激励机制，在我国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那么，在我国现行的公司法律体系下，推行股票期权制度会遇到那些法律问题呢？本文试图从这方面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股票期权制度（ESO）发源于企业竞争最激烈的美国。自８０年代起至今，美国大多数公司都实行了这种制度。继美国之后，许多国家的企业都纷纷引进这一制度，实践证明了这是一种建立激励机制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据报道，全球排名前５００家的大工业企业中，至少有８９％的企业对经营者实行了股票期权制度。在我国，《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建立和健全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而股票期权制度就是在国有企业中建立激励机制的一种尝试。目前，我国部分城市已经开始进行股票期权制度的探索，上海、武汉、深圳还制定了对国有企业经营者实行股票期权制度的办法。一些在香港上市的红筹高科技公司如四通、联想、方正等，也纷纷引入股票期权制度。
　
一、股票期权制度的概念
股票期权，是由企业的所有者向经营者提供激励的一种报酬制度。通常的做法是给予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一种权利，允许他们在特定的时期内（一般３
５年），按某一预定价格（通常是该权利被授予时的价格）购买本企业普通股。这种权利不能转让，但所购股票仍能在市场上出售，这样，经营者就可以获得行权(Exercise)当日股票市场价格和行权价格(Exercise
Price)之间的差价。如果在该奖励规定的期限到期之前管理人员离开公司，或者管理人员不能达到约定的业绩目标，那么这些奖励股份将被收回（例如公司以雇员当时的购买价格购回这些股份）。

实施股票期权制度是为了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利益同公司股东的长期利益联系起来，避免以基本工资和年度奖金为主的传统薪酬制度下经理人员的行为短期化倾向，使管理人员从公司股东的长远利益出发实现公司价值的最大化，使得公司的经营效率和利润获得大幅度提高。但是，为了起到效果，奖励的规模必须足够大，也就是说，奖励对管理人员来讲必须是可观的。如果奖励规模不够大甚至相应于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其他收入来说很小，那么也就起不到激励机制应有的作用了。
二、股票期权制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使企业能够不断吸引和稳定优秀人才。
　　为了吸引、留住优秀人才，许多高科技公司都向高层管理人员提供优厚的薪酬。而对于高层管理人员来说，股权的吸引力远大于现金报酬，现在股票期权已经成为高科技行业中一个吸引人才的重要砝码。通过股票期权制度，优秀人才可以获得相当可观的回报。同时，由于股票期权制度具有延期支付的特点，如果管理人员在合同期满之前离开公司，他就会丧失本来可以获得的期权，这样就加大了管理人员离职的机会成本。　　
　　（二）、股票期权具有不确定性，而且能使公司在不支付资金情况下实现对人才的激励。
　　在股票期权制度下，企业授予管理人员的仅仅是一个期权，是不确定的预期收入，它的价值只有在管理人员经过若干年的奋斗，使公司经营业绩上升和股票市价上涨后才能真正体现出来，这种收入是在市场中实现的。公司始终没有现金流出。如果以增发新股的形式实施股票期权制度，公司的资本金还会增加。同时，经理人员在取得股票期权后，会比较容易接受相对较低的基本工资和奖金。这一点对处于创业阶段的高科技公司来说尤其重要。　　
（三）、股票期权制度可以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

所谓代理成本主要是指由于经营者代替股东对公司进行经营、管理而引起的额外成本。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股东无法知道管理人员是在为实现股东收益最大化而努力工作，还是已经满足平稳的投资收益率以及缓慢增长的财务指标；股东也无法监督管理人员到底是否将资金用于有益的投资，还是用于能够给他本人带来个人福利的活动。通过股票期权，将管理人员的薪酬与公司长期收益的不确定性联系起来，从而激发管理人员的竞争意识和创造性，无形当中就有可能将代理成本降到尽可能低的标准。

针对我国国有企业中经常出现的“59岁现象”，股票期权制度可以矫正部分国企管理人员的短视心理。在股票期权制度下，管理人员在退休后或离职后仍可以继续拥有公司的期权或股权（只要他没有行使期权或抛售所持股票），会继续享受公司股价上升带来的收益。这样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管理人员在任期间就会从公司股东的长远利益出发实现公司价值的最大化。而不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短期财务指标上，从而有效地克服了传统激励机制下管理者行为的短期性。
（四）、股票期权制度体现了人力资本的产权价值。

所谓人力资本，是指知识、技能、资历、经验和熟练程度、健康等的总称，代表人的能力和素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认为，企业是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共同订立的特殊市场合约，在工业化时代，决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主导要素是企业拥有的物质资本。所以，在企业中，物质资本的所有者就占据着统治地位：出资人的利益高于其他要素所有者的利益；企业经营决策的最终决定权也掌握在股东手中。但是作为倡导知识经济的今天，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物质资本的地位相对下降，而人力资本的地位相对上升，特别是企业经营者的知识、经验、技能，在企业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既然承认人力是一种资本，那么就必须承认劳动者拥有人力资本的产权。企业经营者的人力资本是一种稀缺性资源，传统薪酬制度已不能体现这一稀缺性资源的产权价值。而企业经营者作为这种人力资本的拥有者，在客观上有成为企业所有者的要求，股票期权制度是时代变迁的产物，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因此说，股票期权制度体现了人力资本的产权价值。　　
三、与股票期权制度相关的几个法律问题
　 （一）、股票期权的股份来源问题。

公司通过把股权赠予或配予经理阶层和优秀员工的方法，以增加他们的归属感及对公司的忠诚，进而提高员工的生产力。那么用什么方法让员工持有公司的股权？在国外一般有三种方法，一是由原股东把其股权出让予雇员（公司由单一大股东组成且股份属于私人股份时较适宜），二是由公司增发新股予雇员（比较通行），三是公司自二级市场上回购股票来支付股票期权的需求。在国有企业中由于所有者缺位，如果采用第一种方法可能会导致企业经营者将国有股份低价转让，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而且，国有股份的出让受到诸多限制并且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因此第一种方法实际上难以操作。第三种方法在我国则有着难以逾越的制度障碍，我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票。这是因为回购自身股份实际上等于减少公司的资本金，间接导致的结果是债权人的权益可能会受损，而且也不利于国家对公司进行监控。当然，立法者在制订法律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实施股票期权制度的需要也是原因之一。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参考第二种方法，通过一个专门的“员工购股权计划”来解决这个问题。即根据公司的扩股计划，经过股东大会批准，在公司历次增资扩股时预留一部分普通股股票作为公司认股权计划可用股份。这种方式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股份转让行为，我国法律没有禁止。
（二）、股票期权计划的生效条件。

一个股票期权计划的生效一般应满足以下几个条件。首先，股票期权计划必须经过股东大会批准。股票期权计划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下列各项：1、受益人；2、股份计划所涉及的证券总数及其上限；3、受益人所获得的认股权数目及上限；4、规定认股期权的期限（一般不得超过十年）；5、制定期权行权价的基准（通常不低于授予日前五个交易日的平均收市价的80%）；6、促请参与人注意认股期权附有的投票权、股息、转让权及其它权利；7、该计划的最长有效期（一般不得超过十年）。8、订明已授出期权遇公司资本化发行、供股、分拆、合并时调整期权价的规定。其次，获得股票期权的员工必须与公司订立股权计划协议。期权实质上是一种契约，其持有人有权利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或未来某一特定日期），以一定的价格向对方购买（或出售给对方）一定数量标的物。股票期权制度是建立在员工与公司订立认股计划协议的基础之上的，离开了认股计划协议，股票期权制度也就无从谈起。最后，股票期权计划的所有内容不能违反我国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虽然没有对股票期权制度的明确规定，但与股票期权制度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有《公司法》、《合同法》、《证券法》、《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股份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规定》等及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
（三）股票期权的不可转让性以及行权之后的有限转让。

根据股票期权的性质及其实施方案来看，股票期权是不可转让的，否则也就违背了其将管理人员的利益与公司利益相统一的初衷了。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有例外。比如，美国国内税务法规规定，股票期权不得转让，但是期权拥有人可以在遗嘱里注明某人对其股票期权有继承权，当期权拥有人死亡、完全丧失行为能力等情况出现时，其指定的家属或朋友就有权代替他本人行权。

行权之后，受益人就拥有了公司普通股股票，成为公司现实的股东。这时候，受益人可以选择持有股票,作为对公司的长期投资；也可以选择将股票出售以获利。但是我国《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第30条第6款有规定：“公司董事和经理在任职的三年内不得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三年后在任职内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额的百分之五十，并须经董事会同意。”由此可见，除非受益人在行权之后离开公司，否则由于其在公司中的特殊地位，其所获的公司股票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有条件的转让。

上述三点只是股票期权制度涉及的法律问题中的冰山一角。事实上，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没有对股票期权制度的直接规定，所以在推行股票期权制度的过程中难免会碰到这样那样的法律问题。如何通过立法程序制定全国性的股票期权制度管理法规，如何协调股票期权制度与现行法律法规的冲突在当前已显得十分迫切。政府有必要参照国外的实践对股票期权实施过程中的行权价格、有效时期、期权数量上限等方面作原则性的规定，但其它方面则由企业与接受期权的员工自行约定。政府还有必要修改现行的某些相关的规章制度，如税收、信息披露、监管等方面的制度以适应推行股票期权制度的需要。惟有如此，才能对大批国有企业推行真正意义上的股权激励，也才能使稳定的制度供给形成后对公司发展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浅议构建侦查监督机制的完善

程 新 华


　　摘要：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是党中央从改革发展稳定全局出发，着眼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党中央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法工作的部署和要求。结合检察工作实践，针对侦查监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侦查监督机制的构建和完善的建议，达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统一。
　　关键词：社会矛盾化解 社会管理创新 公正廉洁执法 侦查监督 完善 政治效果 法律效果 社会效果
　　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是党中央从改革发展稳定全局出发，着眼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党中央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法工作的部署和要求。因此，做好三项重点工作，就抓住了当前检察工作的根本，也就抓住了检察机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实现自身科学发展的关键和基础。下面，笔者结合检察工作实践，谈谈对侦查监督的看法：
　　一、侦查监督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1、法律上未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引导、指挥侦查权。
　　具体表现为：一是法律未赋予检察机关在自行侦查、补充侦查时有调动公安机关协助侦查的权力；二是法律未规定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案件的随时调阅案件材料和随时到现场监督的权力；三是法律未规定检察机关有命令知道案情的刑警出庭作证的权力。
　　2、侦查监督的范围不明确。
　　《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七条分别规定了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环节有监督侦查机关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的职责。现有的法律条文所规定的侦查监督，更多的是从大方向上强调对侦查活动合法性的监督，而没有对侦查监督的内容进行系统具体的规定，也未明确将审查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纳入侦查监督的范围。
　　3、侦查监督中的纠错机制不完善。
　　法律规定不明确具体，如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如果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但是，法律没有进一步明确公安机关拒不纠正违法，或者拒不执行检察机关所作决定的法律后果，使得纠正侦查违法软弱无力。对其他侦查措施的纠错，法律规定也不明确，侦查监督的法律效果不具体。
　　4、侦查监督的方式滞后、被动。
　　虽然我国检察机关承担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工作起步较早，并形成较系统的审查监督程序，但现行侦查监督的方式主要是书面审查侦查机关移送的案卷材料，而侦查活动中的违法情况很少反映在案卷材料中，即使犯罪嫌疑人后来向检察机关反映，也大多因时过境迁而导致取证困难，使监督缺乏实效。
　　5、“提前介入”这一方式尚无《刑诉法》的程序保障。
　　检察机关的性质和地位决定了“提前介入”到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活动中，主要的不是要配合侦查，而是运用检察职能对公安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即时有效的监视和督促。但当前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主要任务则是配合侦查，为加快完成案件批捕、起诉任务提前把握证据，提前给案件定性，而且，有时为了适应一定时期严厉打击犯罪的需要，往往强调配合。无《刑诉法》的程序保障，“提前介入”式的监督无地位，无依据、无实效。
　　6、对自侦案件的侦查监督，法律无明确规定。
　　对自侦案件是否进行侦查监督，认识不同，有的认为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其侦查监督职能是针对公安机关和其他有侦查权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的，对自侦案件不存在监督问题，而且自行侦查管辖范围的案件也是法律监督的体现。有的认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与自侦具体案件的职能，在性质上是有原则区别的，刑事诉讼法在修改时缩小自侦案件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使检察机关集中精力搞好法律监督。因此，对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进行侦查监督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7、检察机关内部相关部门协作配合不够、体系不健全。
　　在检察机关内部与侦查监督相关的部门，如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和监所检察等部门在开展监督工作中各自为战，缺少沟通，没有形成利于监督协调运作体系，信息不能共享、不能及时反馈，相互脱节的问题比较普遍。
　　8、对侦查监督投入精力少、工作不主动。
　　当前治安形势严峻，刑事案件大幅上升，审查批捕部门把主要精力放在审查侦查机关移送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上，对侦查活动有无违法的监督工作还非常薄弱，参与监督程度非常有限。在审查起诉中，检察人员的注意力一般集中于根据案卷材料上提供的犯罪事实、情节和证据，审查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准确、恰当，容易忽视侦查机关是怎样通过侦查发现和掌握这些事实、情节和证据的经过，导致很难发现侦查人员有否刑讯逼供、诱供、非法收集证据等违法行为；注重考虑有否遗漏的罪行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审查的犯罪嫌疑人是否属于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对象，而对于在侦查过程中的超期羁押、变更强制措施等违法行为却不够重视。
　　二、侦查监督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等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所实行的专门法律监督，其目的是确保侦查活动的正常进行，以维护司法公正。侦查活动监督，其对象包括行使侦查权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中的自侦部门。因此，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及侦查权的行使均应纳入被监督的范围。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侦查活动实施监督的时间段，从广义上讲，应自侦查机关立案始至公诉机关提起公诉止，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均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之下。但是，鉴于公诉审查阶段的监督属事后监督，明显带有滞后性，因此，笔者认为在侦查监督时间段的界定上，要注重强调“同步监督”的效果，应将侦查机关立案至侦查机关侦查终结这一时间段，作为侦查监督部门实施监督的时间段予以界定，这样更便于对侦查监督机关的职责和监督程序进行设计，也便于侦查监督部门有效的实施监督。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可概括为下列五种途径：一是传统的审查监督。即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阶段，通过审查案卷、复核证人、提审犯罪嫌疑人等手段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实施监督。二是宏观监督。即检察机关通过对公安机关的立案情况的全面掌握，以求达到有针对性地实施监督，它涉及对公安机关立案前、后的所有案件侦查流程的宏观把握。三是介入侦查监督。即检察机关可以直接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通过介入侦查实行监督。四是通过受理有关的控告、举报线索进行监督。五是跟踪监督，即对批捕或不批捕的案件，关于强制措施的执行情况及对侦查活动的执行情况进行的监督。
　　侦查监督活动贯穿于侦查活动的全过程，目的是防止和解决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违法办案，侵犯犯罪嫌疑人、证人、被害人合法权益及违法变更强制措施、枉法不追诉等问题。
　　1、建立检察引导侦查的机制
　　要确保侦查监督取得预期的效果,使侦查监督能够真正发挥指导侦查、规范侦查、及时发现侦查活动中的违法活动,在监督的措施上就必须建立检察引导侦查的机制。检察引导侦查,即检察机关在现行法律框架内,以法律监督权为依托,通过采取法律规定的诉讼手段,对侦查机关在证据的收集、提取、固定以及侦查取证的方向上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对侦查活动进行同步法律监督的工作机制。无论是司法实务中还是司法解释上,侦查监督基本上都是依赖卷宗,基本是事后审查。但是,“事后审查制比较不能有效防止警察的说谎(伪证) ,甚至会鼓励警察的说谎(伪证) ”。检察引导侦查能够避免事后监督、被动监督的弊端,使检察机关把侦查的全过程纳入视野,能够改变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法律监督的滞后性和被动性,有效弥补当前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事前监督、全程动态监督的空白,及时预防和纠正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进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及有关公民的合法权益。
　　具体说来,既要在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之间确立具体的引导机制,使检察引导侦查成为检警之间固定的工作模式,又要明确引导主体的检察机关介入侦查的案件类型和介入的时机,确定侦查机关向检察机关移送案件信息的环节和时间,还要在检察机关内部明确由哪个部门直接承担对侦查机关的引导职责,做到侦查环节检察机关与侦查主体之间的有效沟通、衔接。我们认为,检察引导侦查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涉及所有种类的案件,引导的案件主要包括:恐怖、黑恶势力、严重暴力犯罪案件,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取证涉及面广的案件,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案件,在当地有影响的案件,新型犯罪案件等等,对上述种类的案件,侦查机关应当在决定立案以后就将有关案件信息移送给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则要及时介入并引导侦查,帮助侦查机关分析案情,提出侦查重点,明确侦查方向,确定要收集、固定的证据种类。根据检察引导侦查的功能和价值目标,检察机关内部应当由公诉部门具体承担引导侦查的职责。公诉部门承担该项职责有利于其按照出庭指控犯罪的标准对侦查活动给予指导,尤其是能够按照法庭审判采纳证据的标准指导侦查人员收集和固定证据,确保侦查环节收集的证据能够有效地服务于法庭审判。
　　2、完善现行提前介入公安侦查的监督手段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公安机关侦查,是对侦查活动进行同步监督的重要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必要的时候,人民检察院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第10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候,对公安机关的勘验、检查,认为需要复验、复查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复验、复查,并且可以派检察人员参加。”这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确定的提前介入公安侦查的监督手段。
　　而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对于强制性侦查措施随意适用,侦查监督缺位的现象已经成为司法系统中的一大顽疾。“侦查权力是一种资源,具备与财富资源交易的可能,而在侦查监督措施缺位的情况下,更是有助于这种交易的膨胀。近年查处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凡是警察充当保护伞的,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有利用侦查权寻租的情形。”在我国目前侦查监督机制缺乏必要制度保障的情况下,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在对公安机关侦查措施的监督上,显然效力不足。因此,法律制度上应当明确,检察机关介入公安机关对重大疑难案件的讨论,由侦查监督部门在案件立案到侦查终结前的任何阶段向公安机关提出。对检察机关提出的介入重大案件的要求,公安机关应当接受并提供必需的材料。如果公安机关因侦查取证的需要,要求检察机关派人参与调查和讨论的,检察机关应当派人参与。
　　3、进一步完善申请逮捕、变更逮捕的监督措施
　　现代法治社会,“法律的基本作用之一乃是约束与限制权力, 在法律统治的地方,权力自由行使受到了规则的阻碍。”审查批准逮捕,在我国目前的司法职权配置框架内,既是司法审查的重要表现形式,又是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实施监督的重要手段。侦查监督实践中,“审查逮捕是侦查监督的首要职责,是开展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的重要基础”。为防止逮捕权的滥用,应设置科学的程序规则保障逮捕措施的正确适用,但我国现行立法关于申请和执行逮捕的监督手段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在具体措施上,应当规定对侦查主体提请逮捕后又申请撤回逮捕的监督手段。侦查活动中的所有活动应当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公安机关一旦作出提请批准逮捕的决定,就应当纳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范畴,是否能够撤回应当由检察机关审查决定,应当从法律制度上明确,公安机关要求撤回提请逮捕申请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审查撤回提请逮捕的理由是否充足,如果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申请撤回逮捕的申请理由不充分,则依法作出驳回公安机关撤回申请逮捕的请求,并依照法律规定的标准作出是否应当批准逮捕的决定。同时,为维护逮捕决定权的权威性和防止侦查机关轻易变更逮捕措施,应当完善对公安机关随意改变逮捕决定的监督手段,建议在法律制度上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对公安机关释放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行为实施监督,公安机关释放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提请原批准的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以体现逮捕强制措施的严肃性,避免侦查主体轻易提请逮捕和随意变更逮捕措施。
　　三、在刑事诉讼法律的框架内，注重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侦查监督活动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得以实施的具体体现。通过立法完善法律监督制度，是维护司法公正、有效地惩罚犯罪和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权的根本所在。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细胞之一和政权稳固的司法保障。
　　1、与时俱进地开展侦查监督工作。
　　侦查监督部门要注重在侦查监督工作中不断更新执法观念，以正确的执法观念指导工作，做到五个“坚持”。坚持 “立检为公、执法为民、文明执法”司法理念；坚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规范监督”、“监督有为”的监督观念；坚持办案工作中的“人权观”，注意保护当事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坚持法律主体的“平等观”，即平等地为各种法律主体提供法律保护，重视保护妇女、儿童、老人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坚持执法活动的“文明观”，即以文明的方式进行执法。争取在案多人少的情况下，快节奏、高效率、高质量的完成工作任务。
　　2、坚持正确运用刑事政策，注重运用刑事政策指导司法实践。
　　逮捕是一种刑事强制措施，我们在工作中要注意克服和防止“重刑事法律，轻刑事政策”的倾向，一方面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的界限，另一方面考虑到捕与不捕不仅关系到个人的人身自由，还关系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因此，按照“宽严相济、惩罚与挽救”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对一些可捕可不捕的，则依法运用不捕手段。在运用刑事政策的同时，还注意与社会综合治理机制相结合，真正起到挽救、教育的作用。
　　3、加强对刑事证据规格及标准的把握和指导。
　　证据问题一直是司法机关办案的核心问题，审查证据又是审查批捕的核心问题。在办案中要注重“严把证据审核和指导关”两个关口，即不拘泥于审查证据本身而着重对证据的收集、固定、采信的把握指导，既要审查侦查机关和部门提请逮捕案件时有无漏罪漏犯，又要审查侦查机关在侦查案件中有无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侵害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的行为，确保侦查机关不枉不纵，依法办案。
　　4、以刑事证据规则为标准，严格执行证据材料采用标准。
　　近期，新的刑事证据规则规定刑讯逼供获得的证据为非法证据，不得采用。作为暂时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侦查监督环节，一定要把好关，以免一步错步步错的局面出现。
　　侦查监督机制的完善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以上仅仅是笔者的浅略认识。在开展三项重点工作的大背景下，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