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港口客运站管理办法

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16号

　　
　　《上海港口客运站管理办法》已经2009年8月31日市政府第54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

市长 韩正　　
　　二○○九年九月二日

上海港口客运站管理办法
（2009年9月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16号公布）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了加强对上海港口客运站的管理，规范港口客运站的经营活动，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港口客运站的公共安全和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上海港口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上海港口客运站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上海港口范围内客运站的规划、建设、运营及其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客运站含义和分类）
　　本办法所称的港口客运站（以下简称客运站），是指在上海港口范围内提供客船靠泊与离泊服务，并为乘客提供候船与上下船服务的场所。
　　客运站分为以下五类：
　　（一）为航行国际航线的客船提供服务的国际客运站；
　　（二）为航行省际、崇明三岛航线的客船提供服务的省际客运站和陆岛客运站（以下统称为国内客运站）；
　　（三）为航行市内航线的游览船提供服务的水上游览客运站;
　　（四）为航行于本市范围内江河两岸间的客船提供服务的城市渡口客运站；
　　（五）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和市政府确定的其他形式的客运站。
　　第四条（管理部门）
　　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是上海港口客运站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
　　浦东新区和闵行、宝山、嘉定、金山、松江、奉贤、青浦、崇明等区县人民政府负责港口管理的部门（以下简称区县港口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所辖区域内港口客运站的监督管理。
　　海事、海关、检验检疫、边检以及本市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同实施本办法。
　　第五条（规划编制）
　　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上海港口总体规划，编制上海港口客运站布局规划，并依法将相关内容纳入港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在编制上海港口客运站布局规划过程中，应当听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和专家的意见，并公开征询市民的意见。
　　第六条（建设规范）
　　客运站的建设，应当符合上海港口客运站布局规划、港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以及国家和本市港口设施建设的有关规定。
　　第七条（建设和配置标准）
　　客运站的建设和设施、设备配置，应当符合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
　　对于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可以组织编制上海港口客运站建设和设施、设备配置的技术规范，并按照有关规定纳入地方标准。
　　第八条（安全评价）
　　客运站建设项目实施安全预评价和安全验收评价制度。
　　建设单位应当对客运站建设项目进行安全预评价，并提出安全预评价报告。
　　建设单位应当对客运站建设项目进行安全验收评价，提出安全验收评价报告，并将评审通过后的安全验收评价报告报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安全生产监督行政管理部门和海事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九条（试运行和竣工验收）
　　客运站建设工程完工后，应当按照规定进行试运行。
　　客运站建设工程试运行完毕，并具备国家规定的竣工验收条件的，建设单位应当向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竣工验收申请。其中，国家审批的，由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组织有关部门初步审查后，报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组织验收；本市审批的，由港口行政管理部门组织相关部门验收。
　　客运站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合格的，不得投入正式使用。
　　第十条（经营许可）
　　从事客运站经营（包括客运站试运行）的，应当依法向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书面申请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从事国际客运站经营的，应当具备对外开放资格，并依法取得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颁发的《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
　　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客运站经营人应当在许可范围内从事相关活动。
　　客运站经营人停业、歇业或者合并、分立的，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一条（船舶停靠禁止）
　　在客运站内，禁止停靠超过码头设计靠泊能力的船舶和运输危险货物的船舶。
　　第十二条（应急预案）
　　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制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乘客紧急疏散和救援预案、预防自然灾害预案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交通应急预案，建立健全上海港口客运站应急救援体系。
　　区县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上海港口客运站应急救援体系的要求，建立健全本区域的港口客运站应急救援体系。
　　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定期组织应急预案的演练。
　　客运站经营人应当制定本单位的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乘客紧急疏散和救援预案、预防自然灾害预案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交通应急预案，并报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客运站经营人应当定期组织应急预案的演练。
　　第十三条（安全要求）
　　客运站经营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制定的有关港口安全作业规则的规定，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等规章制度，完善安全生产条件，采取保障安全生产的有效措施，确保安全生产。
　　客运站经营人应当定期开展客运站安全现状评价；在安全现状评价或者日常运营中发现安全隐患的，应当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排除安全隐患。
　　第十四条（票务代理）
　　客运站经营人需要从事票务代理的，应当依法取得水路运输服务许可证书。
　　第十五条（航班票务信息）
　　客运站经营人应当在客运站内公布班期时刻表；设置售票处的，还应当公布售票时间、票价表和售票情况以及变化情况。
　　城市渡口客运站经营人应当公布开渡、收渡时间。
　　第十六条（客船延误和停止航行的处理）
　　客船不能按时运输乘客的，客运站经营人应当及时在客运站内予以公告，并通过网络、广播、报纸或者其他方式向社会公告。其中，客船停止航行的，客运站经营人应当及时报告港口行政管理部门。
　　对滞留客运站候船的乘客，客运站经营人应当会同承运人采取应急措施，维持候船秩序，及时疏散乘客，并配合承运人做好船期变更和乘客退票换票的工作。
　　遇有乘客严重滞留客运站的，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疏散乘客。客运站经营人和相关单位应当服从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的统一组织和调度。
　　城市轮渡因恶劣天气不能按时运输乘客，造成候渡人员不能按时上班的，其所在单位可比照公假处理。
　　第十七条（危险物品安全检查）
　　禁止携带或者夹带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以及其他有可能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危险物品进站上船。具体危险物品目录和样式，由客运站经营人按照规定在客运站内通过张贴、陈列等方式予以公告。
　　客运站经营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和标准，在客运站内设置安全检查设施、设备，配备受过专业培训的安全检查人员，并按照规定对进站人员携带物品、托运行李以及机动车等进行安全检查。
　　进站人员应当接受和配合安全检查；拒不接受、配合安全检查的，客运站经营人应当拒绝其进站上船。
　　客运站经营人在安全检查中发现有危险物品的，应当立即采取防止危险发生的安全措施，并按照规定及时报告公安行政管理部门。
　　在实施安全检查时，检查人员应当佩带安全检查证；未佩带安全检查证实施检查的，进站人员有权拒绝检查。
　　第十八条（设施和设备安全检查）
　　客运站经营人应当定期检查和维护其客运站的设施、设备，并使其处于良好状态。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客运站经营人应当对其客运站的设施、设备作事前安全检查，在检查中发现安全隐患的，应当立即予以排除：
　　（一）汛期和台风、暴雨、大雾等恶劣天气；
　　（二）法定节假日；
　　（三）举办国家或者本市确定的重大活动。
　　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实施监督检查，在监督检查中发现安全隐患的，应当立即责令客运站经营人排除安全隐患。
　　第十九条（服务规范）
　　客运站经营人应当遵守下列服务规范：
　　（一）保持候船环境良好；
　　（二）根据乘客、车辆的流量和需要，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
　　（三）工作人员仪表整洁、文明待客，对行动不方便的老、弱、病、残、孕等特殊乘客做到重点照顾；
　　（四）提供广播信息服务和问讯、留言等服务项目；
　　（五）设置服务质量投诉电话，接受乘客的投诉。
　　在客运站内设置餐厅、小卖部等服务网点的，应当依法取得餐饮服务许可或者食品流通许可。
　　第二十条（客运站内行为规范）
　　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制定客运站内乘客及其他进站人员遵守的行为规范（以下简称行为规范）。
　　客运站经营人应当在客运站内公告行为规范。
　　在客运站内，进站人员除了应当遵守行为规范外，还应当遵守下列要求：
　　（一）听从客运站工作人员指挥，依次在指定地点候船、上船。
　　（二）禁止使用明火。
　　（三）驾驶非机动车和两轮摩托车的，应当下车推行。
　　（四）驾驶机动车的，应当控制刹车；在机动车突然发生故障时，应当立即采取措施，并通知客运站工作人员。
　　违反行为规范或者前款规定的，客运站经营人应当予以劝阻；经劝阻拒不改正的，客运站经营人可以拒绝为其提供服务。
　　第二十一条（联合检验客票制度）
　　除城市渡口客运站外，客运站经营人和承运人应当实行联合检验客票制度，并在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规定格式的《客船载客人数港航确认单》上签字确认。
　　客运站经营人在检票时，发现上船人数超过船舶核定载客人数的，应当立即报告海事行政管理部门；海事行政管理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予以处理，并将相关信息告知港口行政管理部门。
　　第二十二条（特殊活动报备）
　　在客运站内举行客运服务之外的活动且可能造成人流集聚的，客运站经营人应当制定保障安全和秩序的工作方案，并提前5个工作日向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举行前款规定活动期间，客运站经营人应当按照备案的工作方案实施，并派员进行现场检查，保障客运站的安全和秩序。
　　第二十三条（客运统计）
　　客运站经营人应当按照要求向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提供客运统计资料及相关信息。
　　第二十四条（暂停运营）
　　禁止擅自暂停客运站运营。
　　因客运站改扩建等特殊情况需要暂停运营的，客运站经营人应当提前10日在客运站内予以公告，并通过网络、广播、报纸或者其他方式向社会公告。其中，暂停客运站运营3日以上的，应当提前10个工作日向港口行政管理部门书面报告。
　　因客运站设施和设备受损暂停运营的，客运站经营人应当及时在客运站内予以公告，并通过网络、广播、报纸或者其他方式向社会公告，同时做好疏散乘客的相关工作，并向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报告。
　　第二十五条（撤销客运站）
　　禁止擅自撤销客运站。
　　客运站经营人需要撤销城市渡口客运站的，应当提前30日向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经审核并征求海事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客运站经营人需要撤销城市渡口客运站以外的客运站的，应当提前90日向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书面报告。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做好撤销客运站的相关工作。
　　客运站经营人应当于撤销客运站的30日前，在客运站内予以公告，并通过网络、广播、报纸或者其他方式向社会公告。
　　第二十六条（行政处罚）
　　违反本办法规定，由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对客运站经营人予以处理：
　　（一）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停靠船舶的，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未作安全检查和采取相应措施的，责令改正，处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未履行备案义务的，责令改正，可以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擅自暂停客运站运营的，责令改正，处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五）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以及第二十五条第四款规定，未履行公告义务的，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未履行报告义务的，由海事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对违反本办法的其他行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二十七条（乡镇渡口的管理）
　　乡镇渡口的管理办法，由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参照本办法另行制定。
　　第二十八条（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1988年12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的《上海市渡口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内容提要】：2001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婚姻法修正案，并未采纳一部分法学家主张将配偶权作为具体的一项权利写入《婚姻法》。而仅仅在第46条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虽然《婚姻法》在修订中并没有将配偶权写入法律中，但是随着社会上对于婚姻法律关系的讨论，尤其是近来对于“包二奶”，婚外恋，“婚内强奸”现象的层出不穷，整个社会对于婚姻关系中配偶之间的权利义务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受到西方社会的影响，配偶权更是成了话题的焦点。配偶权作为基本的身分权，尽管我国立法未采纳这一概念，但作为一种学理上的探讨并未停止，配偶权是有它存在的现实基础的。本文试图对这一权利进行探讨和分析，以期可以对配偶权的理论和立法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一、配偶权的概念和特征
（一） 配偶权的概念
配偶权的概念，乃是由英美法系国家率先提出并使其日臻完善的。在英美法国家看来，配偶权是指配偶之间要求对方陪伴、钟爱和帮助的权利。 我国学者对这一定义有所批评，认为其并不准确。 就目前国内法学家争议见解分呈的情况，法学界对配偶权下的定义也有所不同，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身份说，“配偶权是夫对妻及妻对夫的身份权”；二是陪伴说，“配偶权是指配偶之间要求对方陪伴、钟爱和帮助的权利；三是利益说，“配偶权是指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基本身份权，表明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身份利益，由权利人专属支配，其他任何人均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四是法定说，“配偶权是法律赋予的合法婚姻关系中的夫妻享有的配偶身份权利，其他人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五是性权利说，“配偶权是项民事权利，夫妻互为配偶，就有配偶权，配偶权的核心特色是性权利”。 我认为，配偶权是指法律赋予的夫妻互为权利义务主体的身份权，其他任何人均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它应该包含以下几层意思：一是必须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我国前两部婚姻法均未作规定；二是这种身份权是互为条件和因果的，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权利；三是夫妻以外的任何人均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四是夫妻双方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具有双重性。
（二）配偶权的特征
配偶权具有以下特征：
(1)主体的对偶性。夫妻互为配偶，共同享有配偶权，双方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这是婚姻关系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
(2)客体的利益性。配偶权的客体是夫妻互为配偶的身份利益，不包括财产利益，且这种利益具有独占性，其他任何人都不得共享，这是我国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所决定的。
(3)内容的双重性，即权利义务的不可分割性。配偶权的核心是性权利。一是这种权利义务的实现需要双方同时履行和协调配合；二是配偶双方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缺一不可。
(4)权利的排他性，权利的独占性必须就具有排他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配偶权也是对世权，即夫妻以外的人都是义务主体，都具有不作为的义务，不得实施干扰、妨害、侵犯配偶权的行为。
二、配偶权具体派生权探讨
配偶权是基本身份权，是基于法律规定的夫妻身份地位而产生的，但配偶权作为基本身份权还包括诸多派生的身份权。基本身份权确定，则当然发生派生身份权，基本身份权变动，则派生身份权变动，究其配偶权包括哪些派生的身份权利，学者们的主张颇不相同，4配偶权“不独为权利人之利益，同时为受其行使之相对人之利益而存在，”5这决定了配偶权从本质上讲是权利，但却以义务为中心，权利人在道德和伦理观的驱使下自愿或非自愿地受制于相对人的利益，因而权利之中包含义务，基于此，有的学者称配偶权为“合权利义务为一体的新型权利”，本文认为，配偶权应当派生出下列权利和义务：
　　（一）夫妻姓名权
　　夫妻姓名权是指夫妻缔结婚姻关系后，妻子是否有独立姓氏的权利，配偶各自有无独立的姓名权是关系到配偶有无独立人格的标志，也是男女平等原则的具体体现，关于夫妻姓名权的立法，取决于法律采取何种夫妻关系基本原则，纵观世界各国关于夫妻姓名权的立法，不外乎有5种基本类型：(1)坚持妻从夫姓原则。如《瑞士民法典》第161条就作此规定。(2)实行从一约定，无约定时从夫姓的原则。如《德国民法典》第1355条第2款就作此规定。(3)允许双方当事人任意约定原则。如《苏俄婚姻和家庭法典》第18条就作此规定。(4)妻子在姓名前冠以夫姓原则。如我国台湾民法第1000条就作此规定。(5)夫妻婚后保持自己原来各自姓氏原则。如我国婚姻法第10条就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我国法律的规定，完全贯彻了男女平等的原则，当然，法律作出这一规定并不排除配偶之间可以就夫妻姓氏进行约定。
　　（二）住所决定权
　　住所决定权是指夫妻选定婚后共同生活住所的权利。婚姻或家庭住所是配偶共同生活的依托，应由配偶双方共同决定。现代各国关于住所决定权的立法，主要有4种：(1)丈夫权利主义。这种立法仍然规定住所决定权由丈夫单方行使，只不过行使权利的专制性质有所改变。例如《瑞士民法典》第160条第2款就作了如此规定。(2)丈夫义务主义。这种立法规定丈夫有义务为妻子提供住所，而妻子则享有在该住所居住的权利。如英国法律便作此规定。(3)协商一致主义。这种立法规定婚姻住所由配偶双方协商一致确定。如前罗马尼亚、法国即作此规定。(4)自由主义。这种立法规定夫妻各方都有选择居住地点的自由，如前苏联。我国《婚姻法》第8条规定：“登记结婚后，根据男女双方约定， 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方也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这表明在我国男女双方都有平等决定夫妻住所的权利，即我国立法上采取的是自由主义。
（三）同居义务
　　同居义务是指男女双方基于配偶身份都负有同对方共同生活的义务，夫妻性生活是同居义务的主要内容。此外，配偶的同居义务还包括相互协助义务、共同寝食义务，这两种义务要求夫妻相互支持对方的意愿和活动，共同料理家事，相互抚养、扶助，当配偶一方遭遇危难，对方负有救助、救援义务。同居义务是种法定义务，是夫妻双方共同的、平等的义务，非有正当理由，夫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履行同居义务。各国法院在规定夫妻同居义务的同时，也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夫妻可以暂时或部分中止同居义务，这些条件是：(1)因处理公私事务，需要在较长时间内合理离家；(2)一方因生理原因对同居义务部分或全部地不能履行；(3)一方被依法限制人身自由而无法履行同居义务。此外，国外民法还规定，配偶一方在其健康、名誉或者经济状况因夫妻共同生活而受到严重威胁时，在威胁存续期间有权停止共同生活；提起离婚诉讼后，配偶双方在诉讼期间均有停止共同生活的权利。夫妻一方无正当理由违反同居义务时，有的国家的法律规定了相应的法律后果，例如，《法国民法典》第214条第4款规定：如果夫妻一方不履行其义务时，他方得依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迫其履行。就同居义务而言，主要是申请扣押收入或进行精神损害赔偿；再如，英国法律规定，配偶一方违反同居义务，他方享有恢复同居的诉讼请求权；关于恢复同居的判决虽不得强制执行，但不服从这种判决可视为遗弃行为，是构成司法别居的法定理由之一。
　　（四）贞操忠实义务
贞操忠实义务又称配偶性生活排他专属义务，是指配偶专一性生活的义务，他要求配偶双方互负贞操忠实义务，不为婚外性生活。广义的贞操义务还包括不得恶意遗弃对方以及不得为第三人利益牺牲、损害配偶他方的利益。夫妻互负贞操忠实义务时婚姻关系的最本质的要求，婚姻关系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性生活的忠贞不二。如果性生活没有排他性，它虽然不会丧失自己的积极作用，但却扩大了消极作用。笔者认为，贞操忠实的内容应有以下几点：第一，忠实义务是配偶权最基本内容之一，他要求配偶之间互负不为婚外性交的不作为义务，任何一方都不得违反。第二，忠实义务不仅拘束配偶权的权利主体，而且拘束配偶权的义务主体。一方面，忠实义务要求配偶之间相互保持爱情专一，感情忠诚，相互忠实于对方，另一方面，他拘束配偶权的其他义务人，即从配偶权的绝对权的性质出发，要求对配偶以外的任何其他人，都对该配偶负有不得破环该对配偶贞操的义务。任何负有这样义务的人，与配偶一方通奸，破坏一方配偶的贞操，就构成对配偶权的侵害。第三，应当规定对违背法定义务违反的制裁措施和责任。
　　（五）学习、工作及社会活动的自由权
《婚姻法》第15条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一方不得对他方加以限制或干涉。"这一条是有实际意义的。因为有些配偶，出于各种各样的心理，比如认为妻子不用工作，只需料理好家务就行了，或者害怕丈夫参加社会活动会发生婚外恋，或者一方要求另一方经常陪伴自己，而干涉对方外出、工作，学习等等。这项权利跟姓名权一样，本来是一般人都享有的。之所以要在婚姻法中再次强调，就是因为一些旧的文化传统在人们的脑子里根深蒂固，以为缔结了婚姻，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而限制或干涉对方配偶的基本权利。当然，对于这个问题，夫妻之间也可以约定一些权利义务，比如尊重参加正常的应酬活动的权利等。
三、配偶权不合我国国情，不应在婚姻法中规定
配偶权制度在西方国家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在理论上也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它并不适合我国国情，一旦在婚姻法(婚姻家庭法)中确立，不仅不能达预期的社会效果，反而会有损法律的尊严，其理由：
　　1、婚姻的契约已默认了同居和忠实的义务，无需再用法律强制。我国现行的婚姻法第7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婚姻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一张结婚证如同一份契约，双方约定(默认)了同居的义务和忠实的义务。因为：一是婚姻是两性的结合，同居是夫妻双方生理上的必然要求；二是婚姻关系又是社会的细胞，任何一对夫妻均应对社会负责，这是婚姻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夫妻间的忠实，不仅是性自私的必然结果，也是伦理道德和社会公德的必要约束。对这众所周知的常识和常理，法律无需再作强制性的规定。诚然，社会上也确有少数男女在结婚时出于各种动机和目的，甚至有欺诈，“放飞鸽”等行为，致使结婚契约不能、不愿履行。对这种现象应用道德规范和行政规范来调整，确已构成犯罪的，可用刑法调整，但不应用婚姻法来强制当事人的同居和忠实行为。
　　2、确立配偶权未必能解决“婚外恋”问题。主张在婚姻法(婚姻家庭法)中确立配偶权的主要理由是有利于防止和减少“婚外恋”，巩固“一夫一妻”制，一旦发生侵害配偶权，就可及时予以惩治。因为配偶权的重要内容是夫妻双方的贞操义务，其核心是性的独占性。夫妻一方与任何第三人发生性行为都是违背了贞操义务，侵犯了对方的贞操权，依法应受到制裁。这里显然把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合二为一，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首先，夫妻在结婚登记时虽然都已承诺(默许)或应当承诺(默许)除配偶外不与任何人发生性行为。但性行为是以感情为基础的，这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而感情并非一成不变的。任何一对夫妻都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已婚男女与未婚男女依法享有同等的自由。“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完整的人权，为什么一旦结婚，自己的一部分人权将属于配偶?一个健康的独立人为什么要拥有另一个同样是健康的独立人的部分人权?”?婚姻是男女两性的精神生活、性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共同体而存在。而精神生活、性生活、物质生活在任何一对夫妻的存续期间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永恒的，随着条件的变化，加之“异性相吸”的生理特征不可能因结婚而消失，人的情感和激情丰富易变，需要理智来调节和控制。但一旦出现激情状态下非理智的性行为，就可能使一些当年曾“海誓山盟”的夫妻，在感情上发生异化和关系上的裂变。这种现象并不少见，法院每年受理的离婚案件约占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其中不少当事人均有不同程度的侵犯配偶权，对他们难道都进行惩处?显然不妥。夫妻间的忠诚属于情感领域，不应用法律来强制，情感纠葛应当让当事人自己解决。婚姻关系包含应受社会尊重的个人隐私内容，不宜增加法律干预程度。惩罚第三人者的立法将导致危及个人隐私权，这是不可取的。笔者不赞同有的学者既主张确立配偶权，又主张有例外的观点：“‘婚外恋’如果纯粹是感情上的事，双方并未发生通奸姘居行为，或极其秘密地偶尔发生的通奸行为，实际上并未破坏公民配偶权的，没有必要处罚，是个人隐私问题”。?与其这样随心所欲，自相矛盾的处理，不如不对配偶权作出规定。其次，在现实生活中总有一些男女的结婚动机不纯，目的不一，甚至出于被迫无奈，结婚后“同床异梦”也就不足为怪了。在他们之间发生“婚外恋”就更为常见。尤其在社会上还存在着“三陪女”、有夫之妇卖淫、有妻之夫嫖娼等现象，且将会较长时间存在，这些不正常现象绝不可能因配偶权的确立而根治。一旦婚姻法确立了配偶权，上述侵犯配偶权的“婚外恋”及“三陪”、卖淫、嫖娼等行为，必然会“法不责众”，反而影响了法律的尊严。再次，看看早已确立配偶权的一些国家对配偶权的保护又怎样呢?大量的“婚外恋”管了吗?“瞒着老大，供着老二，骗着老三，又搂着老四”的现象比比皆是。据“1995年美国对包括各种婚姻状态的人们的性生活状况所作的抽样调查表明：一年中只有一个性伴侣的为76％，5年中只有一个性伴侣的为40％，一生中只有一个性伴侣的为21％。其中男性有婚外性伴侣的大大多于女性。”?这数字可以说是对他们国家确立配偶权的一个讽刺。当然笔者并不是默许，更不是赞同上述不道德的甚至丑恶的现象，对这种不轨及丑恶的现象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和鞭鞑。如果因此而造成婚姻关系破裂的，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可对有“婚外恋”一方给予一定的民事制裁，并在分割共同财产时照顾无过错一方。然而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总有其自身的规律，婚姻作为两性结合的形式，本来就因其与人最难把握的情感和激情因素相联系而使婚姻的巩固面临着许多难题。对于“婚外恋”要遏制它、解决它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应运用多种手段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方式，绝不能一罚了之，否则只能事与愿违。
　　3、确立配偶权不利于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既然配偶权的核心内容是夫妻互相享有与配偶进行性行为的权利，反之夫妻也互负有与配偶发生性关系的义务。那么夫妻之间是否又互享有拒绝与配偶发生性关系的权利呢?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每个公民均享有人身自由权，回答也应是肯定的。当夫妻这两个权利主体行使各自权利发生矛盾时，如何更有效地保护妇女的权益，在修订婚姻法(婚姻家庭法)时是首先应该考虑的。任何一对夫妻在漫长的婚姻存续期间的同居生活不可能不发生冲突，因为每个人的性能力、性观念、性需求、性技巧都存在差异，冲突、碰撞是绝对的，只是大部分夫妻都能在人道主义、理性精神和宽容精神的道德文化和法律文化的影响下自我调节，从而达到和谐和谅解。但也不能排除确有一些素质低下，道德败坏，践踏妇女性权利的人存在。如最近上海青浦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一起婚内强奸案(见《人民法院报》2000年1月5日三版)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在现实生活中这类事例绝非鲜见。如果法律一旦确立了配偶权，类似婚姻内的强暴行为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而这时法律又无可奈何，其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不能也不可能苛求每一对夫妻对同居的诺言一成不变。“如果同居是一种永久不变的承诺，势必造成对婚姻以爱情为基础的限制，性便最终成了脱离灵魂的毫无情感、只能满足另一方欲望的工具，成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同居之名肆意侵害对方尤其是妇女合法人身权利的手段，同居也就成了婚姻的枷锁。”?当然笔者并不认为夫妻之间性生活的不协调，甚至稍有一定强制行为，都用刑法来调整，这显然也是不当的。因为夫妻之间毕竟有一个契约行为，守约是前提，有了矛盾还是应该通过自我调节，达到解决和谅解。但是这种“守约”和“谅解”也是有度的，超过一定的度，就会产生质变，尤其是那些婚姻关系恶化，夫妻感情破裂，夫妻已长期分居，或已进入离婚诉讼阶段，丈夫违背妻子意愿，采用暴力手段，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应该以强奸罪论处。这是符合刑法理论的，因为刑法关于强奸罪的规定，并未对“丈夫”这一特殊主体作例外规定。对此，即使承认配偶权的国家对夫妻之间的性行为也有例外的规定，以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如德国民法典第1353条二项规定“在建立共同的婚姻生活之后，一方如果滥用其权利而提出要求或者婚姻已经破裂，则婚姻另一方无义务满足其要求”。反之，也不能因配偶权的确立，而将那些出于一时冲动，一时激情，一时失去理智的“两厢情愿”的婚外性行为，作为违法犯罪进行打击，这显然也不合情理，不符合刑法的立法原意的。记得在修改刑法时曾有人提出要打击通奸行为，设立通奸或妨害婚姻家庭罪，最后也未被立法机关所采纳。
　　4、确立配偶权将使公安机关难以招架。在修改婚姻法(婚姻家庭法)过程中，有人建议增加侵犯配偶权的处罚规定，如“夫妻有互相忠贞的义务，一方对另一方不忠时，另一方得请求公安机关排除妨害”。笔者认为这种建议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不可取的。首先，在理论上它违背了婚姻的基础是爱情，“捆绑不成夫妻”。如果一对夫妻关系要用警察来排除妨害，这对夫妻关系能持久吗?相反，会使一些本来可以挽救的婚姻加剧破裂。因为夫妻之间的纠葛事出多因，大量的还属隐私范畴，或者说有的还处于隐私阶段，即使一方出于一时的冲动暴露了部分矛盾，在外界未介入之前往往容易调和。特别是因一时激情状态下的非理智行为，只要对一方幡然悔悟就能使其理解和谅解的。而一旦外界介入特别警察进行干预，就可能使缝隙难以弥合，甚至矛盾激化。其次，公安机关一旦介入大量的这类婆婆妈妈、妻妻妾妾的家庭纠纷，就会顾此失彼，大量的案件和复杂的调查取证、说服教育工作，靠目前本来已紧张的警力是无法招架的，况且，公安机关总不能常常介入“床上捉奸”的行列，这势必影响公安机关的形象。
　　5、侵犯配偶权的争议法院较难决断，影响诉讼效果。既然配偶受到侵害时，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排除妨害”，公安机关查证属实，自然要作出排除妨害、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具体行政行为，还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一旦受理必然遇到三难：一是取证、认证难。侵犯配偶权的行为往往是因一方的“婚外恋”引起，这类案件不但原、被告举证较难，证人一般也不愿作证，更不愿出庭作证。如果一方当事人提出申请法院调取某些证据，法院无从下手，必然影响案件的准确处理。二是定性难。由于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举证困难，无疑使法院对案件当事人是否构成侵权的认定带来困难。无论是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还是支持原告的请求，都感事出有因，又缺乏证据，难以下判，因此不能达到预期的诉讼效果。三是分清责任难。婚姻关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关系，它受社会、经济、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即使是“婚外恋”也有多种情况，有的因一方放荡行为引起，有的可因对方过错激起，有的因第三人的诱惑引起，审理这类案件确有“清官难断家务事”之感，要分清责任，有其特殊性和难点，尤其当妻子被他人强暴，不通情理的丈夫得知后反以妻子侵犯其配偶权而请求保护，更会使我们处于两难境地，不受理不行，受理嘛本来已被害的妻子，却成了配偶权的侵权人，显然不合情理，得不到社会的支持，不能取得好社会效果。
　　综上，笔者认为在制定或修订法律时，既要广泛吸收外国的先进立法经验，共享人类文化遗产，又必须结合本国的国情；既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和超前意识，又必须适合现存的社会状况。对于一些“可看不可用”的规定，与其说有不如没有，我们不能试图用法律调整一些超越法律权能的事，如果强加施行，反而有损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权衡利弊的结果是：“鱼和熊掌兼得，喜新不厌旧。”道德可以对这些行为作出谴责，而法律横亘在夫妻床上，其结果未必与立法的初衷相一致！

注释
1、李银河、马忆南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2、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96版
3、威廉•杰•欧•唐奈《美国婚姻与婚姻法》，重庆出版社，86版
4、吴晓芳《配偶权的是是非非》，载于《人民法院报》2000年1月5日三版


[作者：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吴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