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兰州市鼓励企业出城入园进行搬迁改造暂行办法》的通知
甘肃省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兰州市鼓励企业出城入园进行搬迁改造暂行办法》的通知
兰政办发〔2006〕3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兰州市鼓励企业出城入园进行搬迁改造暂行办法》已经市委、市政府审定，现予印发，请认真遵照
执行。
二○○六年一月九日
兰州市鼓励企业出城入园进行搬迁改造暂行办法
为优化工业布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土地资源的有效整合，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协调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鼓励企业“出城入园”、退城进郊，进行搬迁改造，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订本暂行办法。本暂行办法的适用范围为实施出城入园、退城进郊，进行搬迁改造的各类企业。
一、基本原则
（一） 坚持企业搬迁与产权制度改革相结合。搬迁企业应以经济结构布局调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建立完善的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要广泛吸引和利用社会资金，通过引进外来资本特别是与国内外知名企业的合资合作，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增强企业加速发展的内在动力。
（二）坚持企业搬迁与产业集聚整合相结合。搬迁企业必须按照城乡协调发展的总体要求，服从全市的行业规划和产业政策导向，向同类产业或配套产业相对集中的开发区、郊县工业集聚区转移，形成产业链上下游的配套和企业间的分工合作，提高产业集中度，加快形成产业集群，增强整体竞争力。
（三）坚持企业搬迁与推进技术进步相结合。搬迁企业应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大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的力度，加快城区都市型工业的发展，逐步实现清洁生产和循环式生产，推动产品升级和技术创新。
（四）坚持企业搬迁与做大做强相结合。要通过搬迁改造扩大规模、提升水平、提高质量、节能降耗，实现规模经济效益。要择优扶持重点骨干企业以及具有一定规模和发展潜力、影响力的企业，通过搬迁改造促进龙头企业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发挥其带动和辐射作用。
（五）坚持企业搬迁与盘活存量资产相结合。统筹规划、调整布局，优化结构，优势互补，实现经济资源的高效配置。积极鼓励支持搬迁企业与地处远郊、县区的困难国有企业进行整合，努力节约搬迁成本，提高资本的运营效率，推动全市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六）坚持企业搬迁与节约用地相结合。企业搬迁改造的新址选择，要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及环境保护规划，充分论证、科学选址、合理开发、有效使用。有关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容积率、投资强度和用地定额指标，坚持集约、节约利用土地。
二、搬迁企业与搬迁方向
（七）城市规划区内因受到场地等因素制约而严重影响经营发展的优势骨干企业，应通过整体或部分的搬迁改造，不断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心城区内有污染的企业、高耗能企业和大运输量企业应当搬迁改造；中心城区内的一般企业，应适应城市规划要求逐步创造条件实施搬迁改造。
（八）依照《兰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3997”项目发展攻坚计划的安排意见》及本市的产业政策导向，搬迁改造企业应向远郊和县区的重点产业集聚园区集中，主要是“五园七区”，即：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空港循环经济产业园、彭家坪新区，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沙井驿工业园、高新技术产业园，西固石化工业科技园，生物医药科技园，九州开发区，平安有色金属材料集聚区，连海产业集聚区，和平贵金属新材料集聚区，金崖钢铁化工产业集聚区，皋兰三川口橡胶制品和铝塑板材产业集聚区。
除上述“五园七区”外，城内企业退城进郊的其他区域必须是在城市规划区之外、离兰州市区较远的农村地区。
（九）在引导企业向园区发展的同时，积极鼓励搬迁企业与困难国有企业进行联合重组，支持双方以多种灵活形式进行资源整合。充分发挥搬迁企业的土地资源优势，盘活利用被迁入企业的土地、厂房、配套设施等存量资产，调整优化资本结构。
三、对搬迁企业的优惠政策
（十）搬迁企业的原划拨用地，依照《兰州市土地储备办法》等有关规定，其土地使用权依法收回，通过公开竞价出让，实行市场化运作。
（十一）对搬迁企业的原址用地，在不违反城市规划(即不占压道路红线、河洪道、城市绿地及基础设施用地等)的原则下，经市政府同意，其非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可调整用地性质。
（十二）对于搬迁企业原址土地的出让金，根据实际情况和具体类别，经批准由财政部门按不同比例向搬迁企业予以返还，用于支持新址企业建设和发展。具体返还比例为：土地出让收入在5000万元以下的（含5000万元），可返还85%；土地出让收入在5000万元～1亿元（含1亿元）的，可返还80%；土地出让收入在1亿元以上及出城入园搬迁企业的特殊情况，由市政府一事一议决定。
(十三)企业搬迁改造总费用超过政府返还土地出让金的部分，由企业自筹解决。
（十四）企业的搬迁改造项目依照本办法规定程序批准并签订土地储备收购合同后，搬迁企业可向银行申请短期贷款(利息计入搬迁改造总费用)，筹措前期周转资金，加快项目建设和搬迁工作进度。有关部门应积极与银行进行协调，争取金融单位的支持。
（十五）在同等条件下，搬迁企业的职工及经营者可以优先回购本企业的国有资产。凡一次性付款到位的，价款可优惠20％。
（十六）对搬迁企业所涉及的土地变现、交易过户、工商登记等有关税费和中介机构的服务收费，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减免。
（十七）搬迁改造企业职工的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险关系可保持不变，暂不随企业搬迁转移。
（十八）搬迁改造企业已抵押的土地和房产，按以下方式处理：
1、不能处置抵押贷款的，在征得债权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同意后，可用其他抵押物替换原抵押物，也可寻找担保人，将抵押贷款转为担保贷款。
2、既不能处置抵押贷款又没有新抵押物或担保人的，在征得债权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同意后，可将返还的土地出让金专户存储、专款专用，并由债权银行、资产管理公司监督使用；在企业取得新址土地和房产证后，重新办理抵押贷款手续。
（十九）各县区和开发区要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积极支持中心城区企业进行搬迁改造，在土地供应价格、规费收取等方面按同类企业的最低标准执行，并全面落实已出台的各项优惠政策。
四、审批程序及相关问题处理
（二十）为加强对企业搬迁改造工作的组织领导，市上成立“兰州市企业搬迁改造协调领导小组”，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分管市长助理任常务副组长，市经委主要领导任副组长，市财政局、国资委、发改委、规划局、国土局、环保局、监察局等部门的分管领导为成员。领导小组统一组织领导全市企业的搬迁改造工作，研究决定重大的企业搬迁改造项目，协调解决企业搬迁改造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经委。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负责企业搬迁改造的日常管理工作，制订具体的搬迁改造政策，指导企业搬迁改造工作的实施，协调处理企业搬迁改造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等。
（二十一） 企业搬迁改造的审批程序
1、由企业提出搬迁改造申请及有关测算依据，同时提交企业总体搬迁改造方案、原址土地变性后的评估报告、搬迁改造或新厂建设的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及概算、新址环境评价报告书，以及企业职代会（股东会）通过的搬迁改造决议等相关文件。
2、由企业投资主体或主管部门对企业的搬迁改造方案进行审查。具体划分为：①中央、省属和县区企业由企业的主管部门审查；②市属国有及国有控股、参股企业由市国资委审查；③市属已改制的原国有企业，由原企业主管部门审查；④非公有制企业，由市经委审查。
3、企业投资主体或主管部门对企业搬迁改造方案进行审查同意后，报兰州市企业搬迁改造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查。
4、土地出让金返还金额，由兰州市企业搬迁改造协调领导小组研究提出意见，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
5、搬迁改造企业凭市经委的批复，到市财政、规划、国土、劳动、工商、税务等有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6、企业搬迁改造完成后，由企业投资主体或主管部门组织竣工审计和验收，其结果报市经委、市财政局等有关部门。
（二十二）市属国有（国有控股、参股）搬迁企业的土地出让金返还，由财政部门向市政府国资委予以拨付，再由市政府国资委向搬迁企业返还；其他企业的土地出让金返还，由财政部门向企业主管部门或迁入地县区的财政部门进行拨付，再由企业主管部门或县区财政部门向搬迁企业返还。
（二十三）返还土地出让金的使用，应依据已批准的《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及概算》等项目文件规定的投资概算和工程进度需要，由市政府国资委或企业的投资主体、主管部门、有关县区财政部门负责日常管理和费用拨付，并接受市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
（二十四）搬迁企业在搬迁改造过程中应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执行基本建设财务会计制度。
五、附则
（二十五）本办法不适用于已搬迁企业。
（二十六）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随着当今社会行政违法案件的隐蔽性、复杂性程度的加强，行政主体为了有效、全面地收集行政违法行为的事实资料和证据材料，在行政管理领域广泛运用非常规的行政调查方式——行政诱惑调查，并将此方式取得的证据作为具体行政决定的依据，其中最为争议的就是发生在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对此，学界争议的焦点是行政诱惑调查获取的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能否作为定案依据。结合对行政法领域非法证据排除的矛盾性分析，本文对“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取证持肯定态度，可以作为合法证据进行采纳；而对“犯意诱发型”诱惑调查取证则持否定态度，认定其为非法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一 行政诱惑调查的含义
行政诱惑调查并不是行政法上的概念，而仅是理论界使用的称谓，也有将其称为“钓鱼执法”、“陷阱取证”或者俗称“做笼子”。虽使用名称不同，但其内涵实质是相同的。因为诱惑调查作为专业术语，最早运用于刑事领域,源自美国的“侦查陷阱”、“刺激陷阱”和“警察圈套”，是刑事侦查中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具体指“侦查主体为了查明某些具有隐蔽性的案件，设置圈套或诱饵等诱惑方式诱发犯罪行为，或者根据犯罪活动的倾向提供实施犯罪的条件和机会，待犯罪行为实施时或结果发生后，当场将其拘捕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出于应对行政违法现象的复杂性、查处难度大等特性，行政调查活动也逐渐援用类似做法。因此，通过实践改造，“行政诱惑调查”这个概念就被引入到行政领域中使用。
行政执法人员行使职权的具体方式、内容、对象不尽相同，在行政诱惑调查的过程中，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类型。由于目前行政诱惑调查在行政领域的研究缺位，同时行政诱惑调查的前身乃是诱惑侦查，两者之间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及相关性。因此，借鉴刑事领域的诱惑侦查的分类，行政诱惑调查分为“机会提供型”与“犯意诱发型”。 所谓“犯意诱发型”是指设诱人促使受诱人产生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行为后实施抓捕，其主要特征是受诱人原本是没有犯罪意图，在设诱人采取了“主动行为”或“积极行为”后，致使受诱人在刺激性诱惑下实施了犯罪行为。“机会提供型”即受诱人已经具备犯罪意图，设诱人只是为其提供实施犯罪的条件和机会。
基于上述的分析，可以尝试对行政诱惑调查作如下定义：行政执法人员为了查处某些复杂、隐蔽性强的违法行为，通过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相对人实施违法行为的情境或为其提供条件和机会，从而得以收集信息资料和证据的一种特殊的调查方式。
二 非法证据排除的矛盾性分析
行政诱惑调查引起的理论争议主要体现在通过行政诱惑调查的方式获取的相关证据能否作为有效的行政决定或行政诉讼定案依据，即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对于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学界存在矛盾性的观点。
马怀德教授在其著作中提到：“行政机关不得把通过违法手段制作和调取的事实材料作为定案依据。认定证据的合法性应该包括形式合法、来源合法、制作合法和程序合法。”并且指出“钓鱼执法”采用引诱、欺诈、胁迫甚至暴力的方式取证，违反了执法取证的要求，以这种方式获取的证据是无效的，不能作为行政行为的定案依据。但是在他同一著作中又提到“非法证据规则是有严格限制的，并非所有不具备合法性的证据都应当排除。非法证据的最初目的在于限制警察权的滥用，保护公民权利，所以即使在非法证据规则的典型国家——美国，非法证据规则也仅将法律实施官员依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排除。”
章剑生教授也认为“行政机关违法的手段取得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等证据，在行政诉讼中应都排除出去，否则，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可能失去应有的意义。”但马上又说：“如果行政机关非法取得的证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能够证明当事人的行为违法，那么否定此类证据的证明力就可能放任其违法行为而无法予以追究，给国家、社会或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造成损害”。他认为对于违法取得的证据能否作为定案依据，实际上往往与一个国家对人权的重视与保护程度相关。对于违法证据的转化问题，按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区别对待，“口供应当从违法证据转化的可能性中排除出去，而对于其他如违法物证材料，经过一定的机关通过法定程序审批后，就可以成为定案”。
两位专家的观点，看似前后矛盾，其实是遵循了客观真实与法律原则价值之间的平衡。客观真实是采取必要合理手段对一些复杂性、查处难度大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调查，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最大限度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益。非法证据排除原则的价值在于适时吸收客观事实的要求，这样既符合客观真实，又能维护法律的权威、延续法律的生命。于是，在两种价值之间，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观点，即区别对待“犯意诱发型”和“机会提供型”两种类型方式所获取的证据效力。
三 行政诱惑调查证据的可采性
在行政管理中，行政主体作出的任何一项行政决定都不能是主观臆断的，必须具有相关的信息情报和资料，正如“情报就像是机器的燃料，没有燃料机器就无法运转”。在强调依法行政的当今社会，“信息之于规制，犹如血液之于生命”。行政执法人员通过诱惑调查可以收集到大量的证据资料，既包括物证、证人证言，也有视听资料、录音录像等证据。这些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能否作为定案依据。这就涉及到我国诉讼法学界对待“毒树”与“毒果”问题的看法，其一是“砍树弃果论”，其二是“砍树食果论”。具体到本文对行政诱惑调查证据分析问题上，我们认为不能套用上述两种看法，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获取的证据属于合法性证据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规定》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从中可以得出，原则上通过合法的形式获得的证据，一般都具有可采性，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否则就不可采。因此，“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获得的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就取决于这种调查方式是否合法。
首先，“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是依法进行的。因为受诱人实施违法行为的动因来自于自身潜在的犯意，与设诱人的诱惑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因果联系，行为人的行为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其实施违法行为是明显的。行政执法人员在实施“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的“引诱”行为是“被动行为”或“消极行为”而不是“主动行为”或“积极行为”。被调查人的违法行为意图是自发产生的，并不是行政执法人员强行植入或诱发产生。
其次，“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是在被调查人具有实施违法行为意图后，行政执法人员从客观行为及主观心理推测其违法意图，从而为其提供实施违法行为的外部坏境条件与机会，这种调查取证的方式并未超过必要的限度。我国现行法律对行政调查的具体方法没有明确规定，由行政特点决定，行政主体对具体采用何种调查方式享有自由裁量权，只要不超过作为一般人所理解和承受的程度，于法于理都不悖，就应该被肯定和接受。并且“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有利于查获更多隐蔽性的违法行为，使广大公民免受非法行为的侵害。若不采用这种诱惑调查的方式，则有可能放纵违法行为，使公民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处于危险之中，损害公共利益，也侵害守法者的利益。因此，基于学者对非法证据排除的矛盾性观点，不能将“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视为非法证据，从某个层面还应将其视为合法证据，具有可采性。
二、“犯意诱发型”诱惑调查是非法证据
首先，行政调查主体明知被调查对象没有非法意图，而故意主动对受诱人实施诱惑，从而获取证据。受诱人的犯意完全依赖于设诱人的诱惑，受诱人虽然在客观上实施了违法行为，但其主观上是被动的，是被设诱人强行拉入设置的“陷阱”当中，设诱人与受诱人之间的行为不存在直接的因果联系。这种方式的诱惑调查在性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单纯的为查明事实获取证据，而是引诱、制造违法行为，本身具有侵权性与非法性，不能为下一步的行政决定提供依据。马怀德教授指出，“对于行政调查的方法，行政机关享有自由裁量权，但必须遵守比例原则，具有必要和合理的联系，否则构成违法取证，可以按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排除”。
其次，在刑事领域，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所获得的证据都持非法的观点，只是限承认了“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的合法性，认为以这种方式侦查的证据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可以作为合法证据加以认定。如我国有学者认为，“机会提供型刑事诱惑侦查”取得的证据并未超过法律的界限、也未超越合理的限度，其合法性在司法实践中和理论界都被认可。在国外，许多国家也采用有限制的承认诱惑侦查之证据的合法性效力，美国、日本、瑞士、葡萄牙都有相关的立法规定。在我国台湾地区，其最高法院认为，“机会提供型刑事诱惑侦查，取得证据之过程既未违反法定程序，亦未侵犯人权，复有利于公共利益之维护，自应具有证明力”。
在注重效率与公平兼顾的行政领域，有限承认“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的效力，认定“犯意诱发型”诱惑调查违法，是行政管理中的理性选择，使行政调查过程既能获得最大的行政效益，又能使相对人的权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作者单位：江西省峡江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