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完善暂予监外执行的刑事政策

暂予监外执行是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一种，是指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刑的罪犯，由于具有法律所规定的某种特殊情况而变更刑罚执行场所和刑罚执行方式的一种刑罚制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应当包括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和单处剥夺政治权利。从狭义上讲，则仅指暂予监外执行。 暂予监外执行是自由刑执行的一种变通，指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拘役、有期徒刑的罪犯，本应在监狱或拘役所服刑改造的罪犯，由于出现了法律规定的某种特殊情形，不适宜在监禁状态下执行刑罚，依法适用暂时在监狱或拘役所外执行刑罚的制度。 作为我国刑罚执行的重要内容，暂予监外执行制度也是当前行刑社会化(社区矫正)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体现刑罚人道主义的重要制度。 我国目前法律规定，有暂予监外执行批准权的有人民法院、监狱管理机关和公安机关(看守所)。本文主要从监狱管理的视角分析暂予监外执行。 从世界刑罚史来看，刑罚的适用总体上向轻缓化发展，大体经历了肉刑和生命刑主导、普遍适用监禁刑(自由刑)为主、监禁刑与非监禁刑并存，以非监禁刑为主等三个发展阶段。非监禁刑和非监禁措施等刑罚替代手段在两方国家大量使用，由于我国重刑主义的传统，与监狱学有关的内容更是法学理论研究的冷门，对监狱行刑制度的具体研究探索不够深入。从客观上讲，刑事司法实践中监禁刑的使用相当普遍，非监禁刑的适用受到严重制约，中国行刑社会化的程度处于初级阶段，社区矫正的试点也不过几年时间，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存在理论、法律和实践的障碍。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尚有许多值得完善和挖掘的地方，制度的优越性远未有效发挥。 本文试图对我国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发展历程进行细致的梳理，分析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理论基础及刑事政策意义，结合某省监狱管理机关适用暂予监外执行的实践，剖析当前暂予监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对如何改革和完善暂予监外执行制度，提出了几点初浅的建议与思考。
一?暂予监外执行法定的几种特殊情形
暂予监外执行是指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由于出现了法定的某种特殊情形，不适宜在监管改造场所执行刑罚，而暂时变更执行场所和执行方式的一种行刑制度。暂予监外执行有三种情形：（一）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三）生活不能自理的。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有两种：一种是对判决、裁定生效后尚未交付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罪犯需要暂予监外执行的，由人民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另一种是在刑罚执行期间需要暂予监外执行的，由执行机关决定暂予监外执行，又称保外就医。由于暂予监外执行改变了执行的场所，其执行机关与执行方式的变更大大降低了被执行人人身自由被剥夺的程度，故一直成为检察机关对刑罚执行进行法律监督的重点。
二?现行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立法不足
　　（一）暂予监外执行折抵刑期的规定有违刑罚之目的。刑罚的目的有二，报应目的与预防目的，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惩罚性和教育性在刑罚目的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与体现。①为了体现刑罚的目的，对刑罚执行地点、场所、方式的变更总是以罪犯主观上有醒悟，客观上有悔改为前提，而我国的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则是以罪犯客观上不能服刑为前提的。在这个问题上，德国刑事诉讼法关于监外执行的规定比较全面，可以给我们以启示，其表述为“推迟自由刑的执行”，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1、在发现受有罪判决的人有精神病的情况下，对自由刑的执行应当推迟。2、前款规定同样适用于受有罪判决人患有其他疾病，执行几乎会对他带来生命危险的情况。3、根据受有罪判决人的身体状况，立即执行与监狱的设施不相容的，也可以推迟刑罚的执行。4、如果有重要理由，特别是公共安全方面的理由与1、2、3中的情形相抵触时，对执行不允许中断。②由此可见，德国实行的监外执行期间是不能折抵刑期的，只是推迟了服刑的时间而已，这既能避免执行腐败，也有助于维护法院生效裁判的权威性。
　　（二）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程序设计存在重大缺陷。我国法律规定：刑罚执行期间需要暂予监外执行的，由执行机关决定。由于暂予监外执行实际上就是对原裁判的变更，上述规定实质上表明执行机关可以随意“变更”人民法院的裁判，这种程序设计存在重大缺陷。法院裁判的权威性在于其执行力，
　　从法理上讲，法院裁判的权威性不仅来自于法院本身在一国权力架构中的特定地位，也来自于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国家审判权的运用过程。特别是在刑事诉讼中，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行使的是刑罚权，其对犯罪行为人应受到的刑事处罚应做出庄严慎重的裁断。俄罗斯联邦刑事执行法典中规定：提前免于服刑的程序中，被判刑人因患精神病而免于服刑的报告，由执行刑罚的机构或机关的首长向法院提交，在提交上述报告的同时，向法院送交医疗委员会的鉴定和被判刑人个人档案。被判刑人因患其他重病而免于服刑的报告，由执行刑罚的机构或机关的首长向法院提交。在提交上述报告的同时，向法院送交医疗委员会或劳动医疗鉴定委员会的鉴定和被判刑人个人档案。报告中应包括说明被判刑人在服刑期间表现的材料。③可见，俄罗斯对因病难以继续服刑的罪犯，在刑罚变更上比我国更加彻底，即可以免于服刑，但这是建立在法院裁判的基础之上，是在维护法院既判力的前提下进行的。
　　（三）监外执行监督滞后产生的监督不到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15条规定：“批准暂予监外执行不当的，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一个月内将书面意见送交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接到人民检察院的书面意见后，应当立即对该决定进行重新核查。”可见，检察机关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是事后监督，只有在相关的批准暂予监外执行决定通知书到达检察机关之后方可进行监督，这种事后监督力度明显不足，加之法律对于不接受监督的行为如何制裁未做出明确规定，使得这种监督在实践中往往流于形式。
　　三、暂予监外执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暂予监外执行工作中司法机关之间配合不到位。暂予监外执行的执行机关是罪犯居住地的公安机关，基层组织或者罪犯的原所在单位协助进行监督。但在实践中我们发现，公安机关对在自己辖区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的基本情况并不能全面掌握，个别情况下，甚至根本不知道本辖区内有这样的罪犯。究其原因，一是人民法院对暂予监外执行的判决没有按照法律规定送达罪犯所在地的基层派出所；二是监狱等机关的相关决定只送至县级公安机关，而县级公安机关不能及时送达基层派出所。三是对于暂予监外执行罪犯不主动向基层公安机关报到的，没有进行处罚。上述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执行机关对于被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基本情况根本无法全面掌握，实践中监管不到位。
　　（二）暂予监外执行到期后收监工作迟缓。《刑事诉讼法》第216条规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后，罪犯刑期未满的，应当及时收监。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95条规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后，罪犯刑期未满的，负责执行的派出所应当及时与监狱、看守所、拘役所联系，予以收监。但是实践中存在大量罪犯暂予监外执行到期后未被及时收监的现象，甚至有时罪犯刑期已满仍处在无人问津的状态。
　　（三）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管工作没有真正开展起来。罪犯居住地的公安机关作为暂予监外执行的执行机关，应当对这些罪犯建立专门档案，由专人负责监管，并同基层组织或罪犯原所在单位一起对罪犯的日常活动进行监管。但在实践中，由于公安机关日常工作繁杂，承担了大量的行政事务，加之基层组织与相关单位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以致出现了无人监管的现象。
　　（四）检察机关的监督力度不够。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对刑罚执行过程的全程监督，当然也包括对监外执行过程的监督。在实际工作中，检察机关年年开展此类专项检察活动，年年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书面纠正违法通知书，但由于该通知书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因而违法的现象依然存在。
　　四、现行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完善
　　（一）立法层面的完善。在立法上取消暂予监外执行制度，而代之以“刑罚中断执行制度”。对于罪犯的保外就医、怀孕或哺乳以及生活不能自理等情况可以进行监外执行，但监外执行期间不计入刑罚执行期间，只是刑罚执行期间的中断，当产生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后，应立即将罪犯收监，继续执行未执行完的刑罚。这样既可以杜绝罪犯试图通过暂予监外执行来逃避刑罚的现象，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暂予监外执行机关司法腐败的根源。同时重新设计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程序，让刑罚变更权回归审判机关。笔者建议由监管部门提出暂予监外执行意见后，连同相关案卷移送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监所检察部门在收到意见书后应当组织审查，必要时可以采取听证程序，通过综合分析作出相应的审查意见后，由监所检察部门提交人民法院合议庭进行裁定。此外，赋予检察机关在刑罚执行监督过程中的强制监督权，这对于预防和减少监外执行中的不规范行为亦会起到良好的效果。
　　（二）将监外执行纳入社区矫正工作中。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和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同时可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刑罚执行活动。随着人们对传统监禁刑弊端认识的深入，社区矫正已为许多西方国家大量采用。社区矫正可以让刑罚执行法律监督的对象相对集中，便于法律监督工作的开展。在非监禁刑、财产刑、资格刑等刑罚执行过程中，引进社区矫正制度，同时可将监外执行也纳入其中。建议由司法部门作为专门的社区矫正执行机关，有关监外执行的法律文书直接送达至罪犯居住地的社区司法部门，由该司法部门统一建档，统一管理。借鉴西方国家成熟的经验，采取强制性社区服务、心理矫正、定期报告、医疗报告、检察监督等制度，构建社区矫正体系。这样，一方面解决了监外执行送达和监管不力的问题，另一方面减少了行刑成本，更有助于罪犯自身的改造与回归社会。
　　（三）充分行使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对刑罚执行的法律监督权。笔者以为，《刑事诉讼法》第215条规定的检察机关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一个月的期限是检察机关发现暂予监外执行不当而提出书面意见的期限，并不能将其理解为检察监督的起止期限。驻监（所）检察室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积极与监管机关沟通、协调，将检察监督前移。建议监管机关建立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公示与听证制度，重点监督是否存在对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对于事前监督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与监管机关进行沟通，沟通不成的可以建议上级检察机关与其主管部门沟通协调。对于暂予监外执行法律文书送达不畅的问题，建议公安机关完善内部送达机制，同时，要求人民法院严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2条的相关规定，将生效的判决送达至被告原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对于基层派出所对暂予执行罪犯监管不到位的现象，建议县级公安机关予以重视，积极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四）积极寻求上级部门的支持。这种做法可以说是在目前监外执行过程中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由于监外执行的决定、执行与监督涉及监狱、人民法院、公安机关与人民检察院等多个部门，仅仅依靠一个部门的力量是难以解决所有问题的。对此，可以采用书面汇报的办法，将有关情况及时向同级人大或者政法委员会汇报，争取他们的支持。这对于检察机关来说具有积极意义。由于目前检察机关在刑罚执行法律监督中可以运用的监督方法极其有限，故检察机关对于数次就同一问题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后仍不予纠正的，可将相关情况书面报告同级人大或政法委请求予以解决，同时，将问题向上一级检察机关书面报告，这样更加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作者：汤旺河区人民法院 李东

《婚姻法》解释(三)的三大缺陷

王礼仁

【内容摘要】婚姻法解释三存在三大缺陷，即：1、解释条文内容错误；2、解释条文内容正确，但理论基础错误；3、解释条文的立场错误。这是我国长期以来重财产轻身分的结果。

【关键词】婚姻法解释三；财产法；身份法；身份财产



婚姻法解释(三)有许多亮点，包括我的有些建议和看法也在其中。但我仍觉得不尽完美，还有一些污点或缺点。客观地说，一个司法解释没有缺点是不可能的。关键是如何发现缺点，并加以检讨和改进，以便最终消灭缺点。有鉴于此，笔者将自己所认为之主要缺点列举出来，并稍加分析，以供大家评判。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笔者所说的缺陷，只是一孔之见，有些缺陷在他人看来则是优点。笔者所认为婚姻法解释(三) 之缺陷，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1、解释条文内容错误；2、解释条文内容正确，但理论基础错误；3、解释条文的立场错误。至于其他问题，如解释第15条的规定（属于不解决实际问题，价值不大的规定）等，不在此讨论。

一、解释内容错误

解释内容错误，就是解释条文规定的内容是错误的或者明显不恰当。这种情形在解释中有两处。



（一）解释第1条第2款的规定明显错误



解释(三)第1条第2款规定，婚姻登记瑕疵纠纷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解决。该规定没有选择民事诉讼而选择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显然不符合婚姻诉讼的特点和现行法制状况。1、所谓“行政复议”行不通。行政复议法颁布于婚姻法修订之前，修订后的婚姻法对婚姻无效的列举式立法模式，已经排除了通过行政手段撤销婚姻的可能，而且行政复议的功能也不适用涉及确认婚姻关系效力的纠纷。因而，对涉及确认婚姻关系的婚姻登记纠纷，不能适用行政复议法。为此，国务院根据修订婚姻法的规定，在《婚姻登记条例》和有关规定中，均已经取消了婚姻登记机关处理婚姻登记瑕疵纠纷的职能和权力，行政机关已经无权处理婚姻瑕疵纠纷，不能通过行政复议程序解决。2、所谓“行政诉讼”，也不符合婚姻纠纷特点。由于受行政诉讼功能限制，婚姻登记瑕疵纠纷难以通过行政诉讼解决。因而，解释的规定实际上只是一种画饼充饥，在立法形式上作了一种应付性交代，事实上根本不管用，如同一张空头支票。3、婚姻登记是民事登记，婚姻登记瑕疵纠纷是民事纠纷，应当通过民事诉讼解决，解释未予明确，是一种失策。关于该条文的缺陷分析，详见《解释(三)中的空头支票如何兑现？》、《行政复议法不适用涉及确认婚姻关系效力的婚姻登记瑕疵纠纷》等。



（二）“变更监护关系后”才能代为起诉离婚的规定不当



解释(三)第8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配偶有虐待、遗弃等严重损害无民事行为能力一方的人身权利或者财产权益行为,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可以依照特别程序要求变更监护关系；变更后的监护人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该条中规定的“变更监护关系后” ，才能代为起诉离婚的规定不仅多此一举，而且明显不当。

无行为能力人的其他法定代理人代理离婚诉讼，根本不需要变更监护权，上述规定不仅增加诉累，且理论逻辑不通。

无行为能力人离婚诉讼，不能由配偶代理，主要是因为“夫妻之间诉讼，此利益相反”，[1]其配偶不能代理诉讼，而应由其他法定代理人代理诉讼，或者从其他亲属或非亲属中选定或法院指定代理人。这种离婚诉讼代理根本无需以变更监护为条件，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均是如此。

如果他人代理无行为能力人对其配偶提起诉讼，都以变更监护关系为条件，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从客观现实来讲，都是行不通的。比如，无行为能力人受到其配偶虐待或遗弃时，无行为能力人的近亲属不是代理无行为能力人起诉离婚，而是代理无行为能力人起诉其配偶停止虐待或遗弃等侵权行为，对此，按照解释规定的逻辑，岂不是也要先变更监护关系，近亲属才能起诉，待打完官司后再把监护权变更给无行为能力人的配偶吗？

如果按照这种逻辑再继续深究，问题就更大了。假如无行为能力人的近亲属没有变更监护关系就不能行使诉权，那无行为能力人的近亲属没有取得监护权，又怎么能够行使变更监护关系的权利呢？按照解释的逻辑，无行为能力人的其他近亲属根本无法取得监护权。

所以，解释的理论经不起推敲，容易给司法造成混乱，徒增当事人诉累和司法负担。实际上，这种诉讼根本不需要以变更监护关系为条件。

1、从实体法和程序看，无行为能力人的法定监护人可以代理起诉离婚，没有法律障碍。2、有的近亲属事实已经在行使监护职能，并不存在监护权争议，没有必要再搞法律形式上的变更。3、监护与代理诉讼，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法律问题。4、离婚起诉并不一定判决离婚。所谓“受虐待、遗弃”只是一种诉讼事由，是否成立需待审判后确认。起诉后判决不离婚怎么办？5、“夫妻之间诉讼，利益相反”，其性质决定了必须由他人代理。详见笔者《无行为能力人离婚诉讼不需要变更监护权》。

当然，无行为能力人如果存在监护不落实或有争议时，无论是离婚或不离婚，法院都可以依法指定监护人。但这是另一法律性质的问题，它与是否可以提起离婚诉讼没有必然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