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浩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关键词: 证明责任/辩论主义/证据契约/自由裁量权
内容提要: 古罗马法以来，证明责任被称为民事诉讼理论的脊梁。客观证明责任强调案件真伪不明时的败诉风险，在审理过程中始终固定于一方当事人。负担客观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由此需率先举证，从而为主观证明责任的转移确立了逻辑起点。此后，当事人各方的证据数量交替上升、证明力此消彼长，法官心证亦随之在“为真”、“为假”、“真伪不明”间波动，案件事实基于证明责任的反复转移得以逐步明晰，证明责任的转移机制得以完整。


一、证明责任转移性与不可转移性之争

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成为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理论的转型期：（1）在此之前，“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两者不仅在实质上涵义等同，而且在形式上亦可互换和通用，均意指当事人提出证据以证明其主张为真的主观证明责任；（2）自此之后，诉讼法学者纷纷引入盛行于美国、德国等国的案件真伪不明时的说不服危险来丰富我国证明责任的涵义；从此，“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两者变成属种关系，证明责任的二分支说在我国渐成通说。基于此，我国学者在讨论证明责任能否转移这一更深层次问题时，用词不一、观点冲突、内容含混的现象的出现就成为必然。柴发邦主编的《中国民事诉讼法学》采用举证责任这一表述方式，认为“举证责任并非自始至终地由一方当事人来承担，举证责任是可以转换的”；[1]（P337）相反，叶自强所著的《举证责任及其分配标准》虽同样采用举证责任的表述方式，但明确指出举证责任具有不可转移性，所谓举证责任转移理论为部分学者的“观察失误”。[2]（P61）肖建华主编的《民事诉讼立法研讨与理论探索》选用证明责任这一称谓，认为“证明责任的转移是在具体的诉讼中进行的”；[3]（P237）相反，汤维建所著的《民事证据立法的理论立场》虽亦选用证明责任一词，但相较而言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结果责任来自于预定的分配标准和原则而固定于一方当事人而不可能转向，行为责任来自现实的诉讼状态和过程，“转移过来的行为责任，经过当事人的积极举证，到一定的程度，又转移到原来承担该责任的当事人那方去了”。[4]（P83）

笔者认为，为正确注解证明责任“转移论”与“不可转移论”之争，亟需对证明责任的称谓、分类、涵义做出统一的界定，笼统而简单地回答证明责任能否在当事人之间进行转移必定是错误的。按照通说，美国学者赛耶（Thayer）于1890年在《哈佛法学评论》（Vol．4，No．2）发表其论文《证明责任论》中率先归纳出“双重含义说”，主张证明责任包含主观证明责任和客观证明责任两层含义：（1）前者强调行为意义上当事人需提供证据证明己方主张的责任，因此又被称为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形式的证明责任、虚假证明责任、举证责任、证据提出责任或义务、推进诉讼的证明责任等；（2）后者则是解决案件事实真伪不明与法官裁判义务之矛盾的最后救济，因此又被称为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实质上的证明责任、事实的说服责任、判定的风险或责任、固定的证明责任、诉辩中的证明责任等。综上，关于证明责任的各种表述方式纷繁复杂、不一而足，结合英美法系的固定用语和中华法系历史传统，采用主观证明责任一词代指提出证据之责任、客观证明责任一词代指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的说不服危险，相较而言明晰和妥当。基于此：

1．证明责任转移的对象只能是主观证明责任。案件审理中，正是证明责任的转移机制促使双方当事人持续博弈、案件事实不断明晰，并切实保障了法官心证的渐趋确信、判决结果的最终形成，其具体运作过程为：（1）第一次转移，本证责任向反证责任的变动。负担客观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A为卸除败诉风险，须先行举证（本证责任）。法官此时囿于所获证据的片面性，往往形成有利于该方当事人的临时心证。对方当事人B为了防止败诉，则须提供反证（反证责任）以模糊、动摇甚至颠覆法官的上述心证。（2）第二次转移，反证责任向本证责任的变动。对方当事人B积极提供反证进行抗辩，当反证的证明力大到足以抗衡本证的证明力时，法官针对待证事实孰是孰非的心证再次发生波动，当事人A又一次面临败诉风险、须提供新的本证。（3）以此类推，证明责任的转移可以在当事人之间不断反复，具体频率根据个案的证明难度、当事人所占有的证据材料数量之不同会有所差别



2．证明责任转移的对象不可能是客观证明责任。首先，客观证明责任具有裁判功能，起到解决案件事实真伪不明与法官裁判义务之矛盾的作用。一方面，每个要件事实只能对应一个真伪不明的可能性，因而也只能产生一个客观举证责任，不可能出现双方当事人对同一要件事实均负客观证明责任的情况。另一方面，如果允许客观证明责任在当事人之间反复转移，证明责任的游移不定将直接造成案件在真伪不明情形确实出现时无法了结。其次，客观证明责任遵循“永不转换原理”，它可以因免证事实的出现而被免除或因负担客观证明责任方的成功举证而消灭，但不参与证明责任的转移。[4]（P39）再次，客观证明责任具有法律既定性，通常在具体的诉讼过程开始之前就已经蕴藏在法律既定条款中，不参与证明责任的转移。1804年，法国《拿破仑法典》率先在实体法中规定证明责任的分配，此后证明责任由法律预先明示分配的模式日益广泛。

二、证明责任转移起始点之分化

通常意义上，人们为一定行为时的主观意识包括三类，即自利主义意愿、利他主义意愿、受到胁迫；民事诉讼中，提供证据之主观证明责任发生转移即当事人受到“胁迫”（败诉的风险）所致。案件中每个要件事实亟待证明，因此均对应着一个诉讼终结时仍真伪不明的潜在危险；诉讼伊始、举证质证阶段之前，待证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诉讼形势对负有客观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不利，该方当事人只能选择针对该要件事实积极举证以卸除败诉风险。因此，主观证明责任才被称为客观证明责任的“前产品”；反之，客观证明责任是主观证明责任的逻辑起点；负有客观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对该要件事实需率先举证而成为证明责任转移的起始点。

一般民事案件中，原告作为诉讼的启动方当然地成为一概待证事实的证明责任承担者，即原告不仅要在行为意义上遵照“谁主张、谁举证”而率先举证，而且要承担任一待证事实于诉讼终结时仍真伪不明的不利后果。但是，特殊民事案件中，实体法之不同归责原则的适用或程序法之举证责任倒置、自认制度、证明责任契约的适用，都将对客观证明责任的分配造成影响，进而造成证明责任的转移并不尽然由原告方开始，例如：（1）在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民事案件中，当事人双方均无需就“被告是否存在过错”承担主观或客观证明责任。（2）在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民事案件中，未予以倒置的要件事实（侵权行为、损害结果等）之客观证明责任依然由原告承担，且仍旧是从原告方当事人积极举证以启动证明责任转移机制的；予以倒置的要件事实（过错、因果关系等）之客观证明责任由被告方承担，证明责任转移的起始点也在被告。法释〔1998〕14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11条对此有明确规定：“案件的同一事实，除举证责任倒置外，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首先举证，然后由另一方当事人举证。”（3）一方当事人自认之时，待证事实成为免证事实，事实主张方的主观和客观证明责任得以免除。

综上，证明责任起始点研究是一个涉及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综合课题，需要在特殊案件、特殊要件事实的微观层面进行细致分析，证明责任起始点在具体案件中最终的确定方式分化为以下三种：

（一）基于法律规定

正所谓“没有据以遵循的规则，任何法官都不应当拥有裁判的权力，否则，诉讼当事人将受制于他的反复无常”。[5]（P60）各国立法者通常选择在成文法中预先分配各个要件事实之客观证明责任的归属，因此，证明责任转移机制的起始点通常说来是法定的、明确的。此外，各国立法者在立法技巧上多采用原则性规范与特例性规范并行的方式，瑞士《民法》第8条即在强调了证明责任特殊分配之必要性后指出：“本法无相反规定的，当事人须证明其主张的能推导出其权利的事实之存在。”在我国，立法者亦采取上述理念，在坚持事实主张方当事人需原则性负担主观和客观证明责任的前提下，还综合考虑各方当事人之诉讼能力大小、举证能力强弱、证据距离远近等因素，对特殊案件、特殊要件事实之客观证明责任进行了特殊规范；相应的，证明责任转移机制的起始点亦应发生变化，包括：我国《民法通则》第123、126条；《合同法》第68、118、152、302、311、374、402条；《民事诉讼法》第6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为《证据规定》）第4、5、6、8条；《侵权责任法》第54、58、70、71、72、81、85、88、90条等。在此，我们仅以侵权案件为例：

1．一般侵权案件中，证明责任的转移一概以原告为始点。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据规定》第1条明确规定：“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出反诉，应当附有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原告作为诉讼的发起者：一方面，需负担起要件事实（侵权行为、损害结果、过错和因果关系）的客观证明责任，即以上要件事实在诉讼终结时真伪不明的不利后果；另一方面，需负担起相应的主观证明责任，率先举证以证明上述要件事实的成立、存在、为真。

2．特殊侵权案件中，需要遵从法律对各要件事实之证明责任的特殊分配。在民事侵权案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例证包括：（1）2002年4月1日实施的《证据规定》第4条所列举的8类特殊侵权案件中，5类案由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专利侵权、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诉讼、建筑物侵权诉讼、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侵权、医疗侵权）；5类案由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侵权、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诉讼、缺陷产品致人损害侵权、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侵权、饲养动物致人损害侵权）；（2）此外，2010年7月1日实施的我国《侵权责任法》不仅对此前法律尚欠缺明确性规范的特殊侵权案件之证明责任进行了分配，如堆放物倒塌侵权、树木折断侵权、抛掷物侵权等；而且，还针对饲养动物侵权、医疗侵权等争议较大的几类民事案由从实体法归责原则、程序法证明责任两方面均做出了与《证据规定》不同的分层式规范。详见下表：



（二）基于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契约

证明责任契约，即当事人在诉前或诉中达成的关于如何分配证明责任的合意，与举证契约、质证契约、认证契约同属于动态诉讼契约。证明责任诉讼契约不仅体现了对当事人处分权、主体性的尊重，在对案件之特定要件事实之证明责任的调整方面作用尤甚：（1）证明责任契约可以分配客观证明责任，通过当事人之间的合意预先为法官提供了一个诉讼终结而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的解决方案；（2）证明责任契约可以明确证明责任转移机制的始点，依约定而负客观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需对相应的要件事实率先举证。

在我国，法定证据契约的种类包括：自认契约（《民诉法意见》第75条、《证据规定》第8条）、选择鉴定契约（《证据规定》第26条）、举证期限契约（《证据规定》第33条）、证据交换契约（《证据规定》第38条）。显然，证明责任契约尚未被立法明确认可，但是公法私法化、公法契约化的发展趋势使我们以诉讼法之公法性而将诉讼契约、证明责任契约简单化排斥的理论学说备受动摇。目前，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已然可以找到证明责任契约的相关实例，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格式合同《营运交通工具乘客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在其第12条约定：“被保险人意外身故，索赔申请人应填写保险金给付通知书，并提供下列证明文件和资料给保险人：1．保险金给付通知书；2．保险单；3．有受益人的，须提供受益人的身份证明；4．交通事故证明；5．公安部门或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证明或验尸报告。若被保险人为宣告死亡的，受益人须提供人民法院出具的宣告死亡证明文件；6．被保险人的户籍注销证明；7．保险人所需的其他与本项索赔相关的证明和资料。”[6]因此，当该类保险理赔纠纷进入诉讼时：原告（索赔申请人）就须按照事前与被告达成的证明责任的相关约定进行诉讼，率先针对上述七项文件和资料的存在进行举证，进而为卸除各自的败诉风险，双方当事人不断举证、证明责任反复转移；如果相关待证事实在法官最终裁判之时仍真伪不明，则应由原告承担由此带来的不利诉讼后果。

（三）基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是法官在个案中对既定法律规则或法律原则的重新厘定，多用于解决无法律规定或法律规定不明确时的法律适用。在英美法系，诉讼理念属于事实出发型，因而普遍认为自由裁量权是裁判者固有的应然性权力；在大陆法系，诉讼理念属于法规出发型，即从成文法规范的角度来考察证据的认定、法律的适用，因此自由裁量权被承认的过程历经了曲折：19世纪末的德国盛行概念法学，基于法典万能的共识而彻底排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从20世纪开始，自由法运动要求法官在衡平正义的前提下“发现”法律的不足和漏洞，主张法官理应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如上文所述，目前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侵权责任法》、《民事诉讼法》、《证据规定》等多部法律针对各类民事案件之证明责任分配已经做出了较详尽的立法规定，但是，自由裁量在证明责任分配这一领域仍有适用的必要。众所周知，成文法具有天然的滞后性和不周延性，法律条文在制定之时确实力尽周详，但也无法穷尽当时及此后的现实生活中全部案件类型的所有待证事实。因此，我国《证据规定》在其第7条就赋予了法官在证明责任分配方面的自由裁量权：“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由此，针对特殊案件的特殊要件事实，法官有权对证明责任进行特殊性个案分配；此时，被法官裁定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就成为证明责任转移机制的起始点。

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政府


济南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


《济南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已经２００２年２月８日市政府常务会第２８次会议讨论通过，现发布，自２００２年４月１日起施行。

市长　谢玉堂

二００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维护拆迁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建设项目顺利进行，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需要对被拆迁人补偿、安置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拆迁人，是指依照本办法规定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

　本办法所称被拆迁人，是指被拆除房屋的所有人。

　第四条　拆迁人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安置；被拆迁人、被拆除房屋承租人以及其他占用被拆除房屋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

　第五条　济南市房地产开发拆迁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开发拆迁办)是本市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对本市市区内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规划、土地、房管、公安、工商、物价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市开发拆迁办做好房屋拆迁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拆迁管理

　第六条　建设单位应当持规划管理部门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附图、附件，向市开发拆迁办申请拆迁冻结。

　市开发拆迁办应当自收到申请后十日内进行审查；符合冻结条件的，由市开发拆迁办发布拆迁冻结通告。自冻结通告发布之日起，冻结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下列活动：

　(一)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新建、扩建、改建；

　(二)房屋买卖、交换、赠予、租赁、抵押、析产、分列房屋租赁户名；

　(三)改变房屋和土地用途；

　(四)企业工商登记和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法人登记。

　市开发拆迁办应当将前款所列事项，书面通知有关部门在冻结期限内暂停办理相关手续。

　第七条　拆迁冻结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建设单位在冻结期限内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冻结期限自动延长至拆迁期限届满之日；冻结期限届满时建设单位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拆迁冻结自行解除。

　第八条　建设单位申请房屋拆迁许可证，应当向市开发拆迁办提交下列资料；

　(一)建设项目批准文件；

　(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

　(四)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

　(五)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证明；

　(六)产权调换和安置用房证明。

　市开发拆迁办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经审查，对符合条件的，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

　建设单位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后，方可实施拆迁。

　第九条　房屋拆迁许可证发放的同时，市开发拆迁办应当在拆迁范围内发布拆迁公告，将拆迁人、拆迁实施单位、拆迁范围、拆迁期限、搬迁截止日等予以公布。

　第十条　拆迁人必须按照房屋拆迁许可证规定的拆迁范围和拆迁期限拆迁，不得擅自改变拆迁范围和延长拆迁期限。

　需要延长拆迁期限的，拆迁人应当在拆迁期限届满十五日前，向市开发拆迁办提出申请；市开发拆迁办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日内给予答复。

　第十一条　拆迁人可以委托取得市开发拆迁办颁发的房屋拆迁资格证书的单位(以下简称拆迁单位)实施拆迁，也可以自行拆迁。

　拆迁人委托拆迁的，应当向被委托的拆迁单位出具拆迁委托书，并订立拆迁委托合同。

　接收委托的拆迁单位不得转让拆迁业务。

　第十二条　拆迁人和拆迁单位内从事拆迁工作的人员(以下简称拆迁工作人员)应当通过拆迁业务知识的培训，经考核合格，取得市开发拆迁办颁发的拆迁工作人员上岗证后，方可从事拆迁工作。

　第十三条　在拆迁公告规定的搬迁截止日前，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拆除按协议租金出租的房屋，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对解除租赁关系达不成协议的，拆迁人应当与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拆除按政府规定租金标准出租的公有房屋，拆迁人应当分别与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的搬迁期限应当在拆迁公告确定的搬迁截止日前。

　第十四条　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订立后，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协议约定的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拆迁人可以依法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仲裁或者诉讼期间，拆迁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

　第十五条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在拆迁公告规定的搬迁截止日前，未能依照本办法规定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当事人可以向市开发拆迁办提出书面裁决申请。裁决申请最迟应当在搬迁截止日后的第三日提出。

　第十六条　市开发拆迁办应当自收到裁决申请后三日内将裁决申请书副本送达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裁决申请书副本之日起五日内向裁决机关提交答辩书。被申请人不提交答辩书的，不影响裁决的进行。

　第十七条　市开发拆迁办应当自收到裁决申请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裁决，并将裁决书送达当事人。

　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拆迁人依照本办法规定已对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给予补偿、安置或者提供周转用房的，诉讼时效内和诉讼期间不停止裁决的执行。

　第十八条　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市开发拆迁办会同市公安等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市开发拆迁办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

　违法建筑和临时建筑使用人在搬迁截止日后仍拒不搬迁的，由市开发拆迁办会同市公安等部门强制拆迁。

　实施强制拆迁前，拆迁人应当就被拆除房屋的有关事项，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

　第十九条　拆迁中涉及军事设施、教堂、寺庙、文物古迹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条　拆迁范围内的房屋及其附属物，由拆迁人组织拆除，并负责因拆迁造成的房屋、道路、绿地等建(构)筑物及设施残缺的修复和市容环境卫生等事宜的处理。

　第二十一条　拆迁人应当自拆迁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市开发拆迁办申请拆迁验收。市开发拆迁办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五日内予以验收。验收合格的，由市开发拆迁办发给拆迁验收合格证。验收不合格的，由市开发拆迁办责令限期整改。

　对未取得拆迁验收合格证的建设项目，建设管理部门不得办理新建工程开工手续。

　第二十二条　拆迁人应当自取得拆迁验收合格证之日起十五日内，持房屋拆迁许可证和拆迁验收合格证，到市房产管理部门办理房屋注销登记手续。

　第二十三条　尚未完成拆迁补偿安置的建设项目转让的，应当经市开发拆迁办同意，原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有关权利、义务随之转移给受让人。项目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书面通知被拆迁人，并自转让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公告。

　第二十四条　拆迁人实施房屋拆迁的补偿安置资金应当全部用于房屋拆迁的补偿安置，不得挪作他用。

　市开发拆迁办应当加强对拆迁补偿安置资金使用的监督。

　第二十五条　市开发拆迁办应当建立、健全拆迁档案管理制度，加强对拆迁档案资料的管理。

　　　　　　　　　　第三章　拆迁补偿与安置

　第二十六条　拆除未出租的房屋，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实行货币补偿或者实行房屋产权调换。被拆迁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应当接受拆迁人提供的房屋；不接受拆迁人提供的房屋的，实行货币补偿。

　第二十七条　拆除未出租的房屋实行房屋产权调换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结清货币补偿金额与所调换房屋价值之间的差价。

　第二十八条　拆除按协议租金出租的房屋，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解除租赁关系或者被拆迁人对房屋承租人进行安置的，拆迁人应当依照本办法拆除未出租房屋的规定，对被拆迁人进行补偿安置。

　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不能解除租赁关系的，拆迁人应当依照本办法拆除未出租房屋实行产权调换的规定，对被拆迁人实行房屋产权调换。产权调换的房屋由原房屋承租人承租，被拆迁人应当与原房屋承租人重新订立房屋租赁合同。

　第二十九条　拆除未出租的住宅房屋实行货币补偿的，其货币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住宅房屋货币补偿金额=住宅房屋区位价值+住宅房屋重置成新价值。

　住宅房屋区位价值=住宅房屋区位单价×房屋建筑面积。

　住宅房屋重置成新价值=住宅房屋重置单价×房屋成新率×房屋建筑面积。

　被拆除住宅房屋区位单价、重置单价，由市开发拆迁办组织房地产评估机构评估确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被拆除住宅房屋成新率评定标准由市开发拆迁办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被拆迁人对前款确定的货币补偿金额有异议的，也可以向拆迁人申请房屋单独评估；申请房屋单独评估的，其货币补偿金额按房屋单独评估价值确定。

　第三十条　拆除按政府规定租金标准出租的公有住宅房屋，租赁关系终止。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实行货币补偿，货币补偿金额为本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住宅房屋重置成新价值。拆迁人还应当对房屋承租人实行货币补偿或者房屋安置。房屋承租人选择货币补偿的，其货币补偿金额为本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住宅房屋区位价值。房屋承租人选择房屋安置的，应当接受拆迁人提供的安置房屋，并与拆迁人结清货币补偿金额与安置房屋价值之间的差价，结清差价后，安置房屋的产权属房屋承租人所有。房屋承租人不接受拆迁人提供的安置房屋的，实行货币补偿。

　第三十一条　拆除未出租私有住宅房屋和按政府规定租金标准出租的公有住宅房屋，被拆迁人和公有房屋承租人为社会特困户，不能结清产权调换房屋或者安置房屋与货币补偿金额之间的差价的，拆迁人应当给予适当照顾。

　第三十二条　拆除未出租的非住宅房屋实行货币补偿的，其货币补偿金额根据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值确定。

　第三十三条　拆除按政府规定租金标准出租的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关系终止。拆迁人应当分别对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实行货币补偿。对被拆迁人的货币补偿金额为房屋市场评估价值的30%；对房屋承租人的货币补偿金额为房屋市场评估价值的70%。

　第三十四条　被拆除房屋的评估，由拆迁人委托经市开发拆迁办核准的评估机构实施。拆迁当事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评估结果后五日内向原评估机构申请复估；申请复估的，以复估结果为准。

　第三十五条　拆迁人提供的安置房屋应当产权明晰，无权利负担，并符合规划确定的配套要求和建筑质量、安全、技术标准。

　拆迁人提供的安置房屋的价值，由经市开发拆迁办核准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原则上不得低于本办法规定的货币补偿金额，但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被拆除房屋承租人协商一致的除外。

　第三十六条　拆除房屋实行货币补偿的，拆迁人应当按照房屋货币补偿金额的10%，向未出租房屋的所有人或者按政府规定租金标准出租的公有房屋承租人支付补助费。

　第三十七条　拆除住宅房屋装修部分，由拆迁人根据装修档次和成新，按该房屋重置成新价值的3%至10%给予补偿。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自行拆除的，不予补偿。

　第三十八条　拆除非公益事业房屋附属物，由拆迁人对被拆迁人进行货币补偿。拆迁房屋附属物补偿标准由市开发拆迁办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第三十九条　拆除用于公益事业的房屋及其附属物，拆迁人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城市规划的要求予以重建，或者参照本办法拆除非公益事业房屋及其附属物的规定进行货币补偿。

　第四十条　拆除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拆除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由拆迁人按照其重置成新价值结合剩余批准期限进行货币补偿。没有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其批准期限按两年确定。

　第四十一条　拆迁人应当向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支付搬迁补助费。

　拆迁人提供的产权调换房屋和安置房屋是待建或在建房屋的，拆迁当事人应当在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约定过渡期限；被折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自行安排住处的，拆迁人应当向其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

　因拆迁非住宅房屋造成停产、停业的，拆迁人应当给予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适当补偿。

　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搬迁补助费标准，第二款规定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标准，第三款规定的停产、停业补偿费标准，由市开发拆迁办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第四十二条　被拆除房屋的建筑面积以该房屋所有权证载明的建筑面积为准；房屋所有权证载明的建筑面积与房屋测绘机构实际测量的合法建筑面积不符的，以房屋测绘机构实际测量的合法建筑面积为准。

　拆除按市政府规定租金标准分户承租的公有房屋，每户承租房屋的建筑面积按承租证载明的建筑面积为准；按使用面积承租的，每户承租房屋的建筑面积按承租证载明的使用面积对应的建筑面积计算，其换算公式为：每户承租房屋的建筑面积=该户承租证载明的使用面积×整幢房屋建筑面积与使用面积的比值。

　第四十三条　被拆除的房屋确认为非住宅房屋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经规划批准的用途为非住宅，或者实施城市规划控制前已建成房屋的初始登记用途为非住宅；

　(二)房屋所有权证载明的房屋用途为非住宅用途；

　(三)拆迁冻结时依法按非住宅用途使用。

　第四十四条　拆除产权不明的房屋，拆迁人应当提出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开发拆迁办同意后实施拆迁。拆迁前，拆迁人应当就被拆除房屋的有关事项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

　第四十五条　拆除设有抵押权的房屋，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应当依照国家有关抵押担保的法律、法规规定，就抵押权及其所担保债权的处理问题协商一致，并向拆迁人提供书面协议，拆迁人按照双方协议执行。

　抵押人与抵押权人达不成协议的，实行货币补偿时，拆迁人应当将货币补偿款向公证机关办理提存。

　　　　　　　　　　第四章　罚　则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擅自实施拆迁的，由市开发拆迁办责令停止拆迁，给予警告，并处已经折迁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2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七条　拆迁人违反本办法规定，以欺骗手段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由市开发拆迁办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并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1%以上3%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八条　拆迁人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开发拆迁办责令停止拆迁，给予警告，可以并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3%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

　(一)委托不具有拆迁资格的单位实施拆迁的；

　(二)未按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实施房屋拆迁的；

　(三)擅自延长拆迁期限的。

　第四十九条　接受委托的拆迁单位违反本办法的规定，转让拆迁业务的，由市开发拆迁办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合同约定的拆迁服务费25%以上50%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条　市开发拆迁办违反本办法规定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以及其他批准文件的，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以及其他批准文件后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或者对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　围攻、辱骂、殴打房屋拆迁管理人员、拆迁工作人员及拆迁评估人员，影响正常拆迁工作秩序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本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住宅房屋区位单价、重置单价、成新率评定标准，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房屋附属物补偿标准，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搬迁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和停产、停业补偿费标准，市开发拆迁办应当根据本市实际适时进行调整，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第五十三条　在长清区、各县(市)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并需要对被拆迁人补偿、安置的，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五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2年4月1日起施行。2000年10月31日济南市人民政府发布施行的《〈济南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试行)》同时废止。本办法施行前发生的城市建设拆迁，仍按原拆迁规定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