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知情权诉讼主体问题探析

谢军　鹿娜


【摘要】

　　随着新《公司法》的实施，有关股东知情权的诉讼案件明显增多。本文接合我国现行《公司法》以及其它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对股东知情权诉讼主体的问题做一简单剖析，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关键词】 股东；知情权诉讼；诉讼主体


　　在现代公司制度中，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不能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致使其难以准确、及时地掌握公司目前的运作状态的相关信息，其利益实现有可能陷入极大的不利的境况之中。自新《公司法》实施以来有关股东知情权诉讼的案件明显增加，凸现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小股东与控制大股东之间的博弈或信任危机。虽然新《公司法》较旧的《公司法》有了很大的进步，第三十四条和第九十八条都涉及到对股东知情权的保护，规定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还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均可行使法律规定的知情权。然而，在股东知情权诉讼案件的审理中，往往情况比较复杂，主体的诉讼资格问题比较突出，即哪些人享有合法的诉权可作为原告起诉，哪些人是适格的被告，往往在审判实践中认识不一，各地司法实践也是不尽相同，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不好把握，本文笔者结合自身的工作实践对知情权诉讼的主体问题提出一点个人拙见，和大家探讨。

一、股东知情权诉讼的原告资格的认定

1、未出资股东或出资瑕疵股东的诉讼主体资格认定

　　针对未出资股东，实务操作上不是很统一。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未出资的股东行使知情权的，不予支持，即不享有权利主体资格，不能作为原告起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股东对公司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未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或者在公司成立后又抽逃资金的，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履行相应的义务，并没有直接否认其诉讼主体资格。事实上，在公司设立阶段，股东的基本义务是按照章程出资，未出资股东应该对已出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但在公司设立后，与出资义务相对应的权利主要是资产收益权，与股东知情权相对应的义务是股东就其出资范围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即股东未出资不能对抗对外其应承担的义务，由于其对外义务不能因出资而豁免，因此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应当赋予其公司经营状况的知情权。出资瑕疵股东相对于未出资股东而言，已经部分履行了其出资义务，同样对内应该对其他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其知情权并不丧失。知情权是股东权的一项重要权利，股东虽然出资存在瑕疵，但在其未丧失公司股东身份之前仍可按照公司法或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相应的股东权，除非章程或股东与公司之间另有约定，一般不能以股东出资存在瑕疵为由否定其应享有的知情权，其可以作为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

2、特殊身份股东诉讼主体资格认定

　　这里主要是指集股东与监事于一身情形。在此类案件中，请求人往往以其同时系公司监事而要求行使知情权。公司监事会或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监事，是依照法律规定和章程规定代表公司股东和职工对公司董事会、执行董事和经理依法履行职务情况进行监督的机关或个人。依照公司法第54、55条规定，监事会或监事有权检查公司财务等情况，必要时可聘请外部第三方进行独立调查。有学者主张，公司法并未对监事会或监事行使权利的具体方式以及受阻时是否可采用司法救济方式作一规定。实践中许多法院因此认为，监事会或监事以其知情权受到侵害为由提起的诉讼，不具有可诉性，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如果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监事同时具备公司股东身份的，法院应当向其释明，若其同意以股东身份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的，法院可准许其变更诉讼请求，若其仍坚持以监事身份起诉的，法院应当不予受理。
　　但笔者认为：依照公司法第54条规定，监事会或监事行使权利的具体方式以及受阻时可采用司法救济方式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公司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行使下列职权：（六）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一百五十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监事会或监事因其知情权受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妨害或侵害而进而损害到公司利益时，监事会或监事可以提起的诉讼，此种情形具有可诉性，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公司法第54、152、150条予以受理。

3、已退出股东的诉讼主体资格认定

　　我国《公司法》并未对行使公司知情权的股东在起诉时必须具有公司股东的资格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因此实践中，曾为公司股东但在起诉时不再是该公司股东身份的案件也时有发生，对其是否享有原告资格，争论颇多，有相当一部分法官和学者认为其已不再是股东身份，不享有股东权，其主张知情权应当不予支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5年11月29日印发的“2005年上海法院民商事审判问答（之四）“即《关于审理股东请求对公司行使知情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问答》中，即持此观点。然笔者以为，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未免过于武断。一方面，从广义上来说，股东与公司间关系实为合同关系，具体表现为公司章程对股东和公司的共同约束。虽然股东通过股权转让退出公司，但现代民事立法和合同法理论已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扩展至合同终止后一定时期，即后契约义务，后契约义务又称后合同义务，是指合同关系消灭后，当事人依诚信原则，应负有某种作为或不作为义务，以维护给付效果，或协助对方处理合同终了善后事务。后契约义务理论是民法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领域的衍生。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二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因此说股东虽然已退出公司，但其在一定时间内仍然享有对公司在其股东期间的知情权；另一方面，实践中股东转让股权，大多是因为利润低下或亏损严重，或者是受排挤所致，如果对此类股东提起的知情权诉讼一概予以否定，无形中会鼓励公司控股股东造假隐瞒利润，然后再采取排挤行动，将股东挤出公司或迫使或诱骗其转让股权，违背了司法所秉持的维护弱者、匡扶正义的司法品格。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这些已退出股东事后提起利润分配请求权之诉时，同样还是要回到知情权这个层面上来，法院只有在查明其股东期间公司利润的基础上，才可以进行实体判决。

4、实际出资人或隐名股东的诉讼主体资格认定

　　当前，隐名股东或实际出资人的情况在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运转中大量存在，我国公司法对此类形式的出资人并未予以否定，但对其权利义务也未做出相应的规定。股东知情权诉讼中，这类股东是否享有原告资格，现行法律规范并无规定，在缺乏解释和规范的情况下，对这类股东起诉到法院的知情权纠纷案件，该如何处理鲜有答案可循。鉴于实际出资人存在两种形式：一是其通过名义出资人即显名股东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二是直接以股东身份在公司行使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笔者结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司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二）中的相关规定提出：对于前一种形式的实际出资人，不应赋予其享有股东知情权诉讼的原告资格，因其在公司设立及运行期间一直是通过显名股东来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同样在行使股东知情权时也应通过显名股东来完成，而不能直接以自己名义请求；对于后一种形式的实际出资人，则要看实际出资人和显名股东间是否有约定一方实际出资，另一方以股东名义参加公司且约定实际出资人为股东或者承担投资风险，如果有此约定且其直接以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的，应当赋予其原告资格；如果没有此约定尽管其直接以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则不应当赋予其原告资格。

二、股东知情权诉讼的适格被告

　　相比较于原告资格，股东知情权诉讼的被告主体资格则简单的多。从股东知情权的内容来看，知情权的义务主体无疑应当是公司，这一点在司法实践中已基本上取得一致的认识。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将公司其他股东、法定代表人或高管人员作为被告的情形，其主要有以下两种表现方式：一是公司依法被注销后，原公司股东对公司的其他股东、原法定代表人或高管人员提起知情权之诉；二是在公司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原告股东以公司的其他股东、法定代表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为被告，提起股东知情权之诉。 对于这两类情形，司法实践中又该如何把握呢？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股东请求对公司行使知情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问答》中指出，股东知情权属于股东为自身或股东的共同利益对公司经营中的相关信息享有知晓和掌握的权利，公司应当按照公司法及有关章程规定履行向股东报告和批露相关信息的义务。因此，涉及股东知情权纠纷的诉讼应当以公司为被告，即使是公司其他股东、董事、监事或高官人员拒绝履行相关义务而使股东知情权受到侵害，也应当由公司承担责任。笔者以为，在公司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上海高级人民法院这一规定完全应予适用，问题是针对上述第一种情形，在公司注销后，被诉主体已经不存在了，如果是经过合法的公司清算或破产程序，则不存在知情权的问题，而实践中很多公司往往是不经清算就直接注销了，公司中小股东根本得不到有效的信息，实施注销行为的往往又直接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高管人员，中小股东的知情权遭到践踏，其利益自然无法得到很好保护。因此，在公司未经合法清算而直接注销的情形下，笔者认为对原公司法定代表人或高管人员提起知情权之诉，有利于更好地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也符合公司法的立法宗旨。
　　美国大法官路易斯;布兰狄希(Louis Brandis)有句名言：“公开是现代社会及工业疾病的救生药，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灯光是最有效的警察。”公司股东有权了解公司运营的真实情况，尤其公司的中小股东，他们迫切希望获得与公司大股东平等的信息。股东知情权诉讼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股东特别是中心股东的利益。基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就该类诉讼中诉讼主体的认定做了简要分析。相信随着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股东知情权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四大财产权之一的股权的基础性权利，一定会日益得到更多学者和专家的关注，相应地股东知情权也会得到更有力的保护。



作者：陕西海普律师事务所 谢 军 13519136683
鹿 娜 13991979521，
Email:lunala99@126.com

执行和解，是指在人民法院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对如何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进行自愿自主协商并达成合意的行为。和解的内容，可以是一方自愿放弃一部分或全部权利，也可以是一方满足另一方的要求，还可以是双方都作一些让步。大力推行执行和解制度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减少执行成本，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在执行实践中执行和解却不象案件审理中的诉讼调解那样，得到普遍的推广和社会的广泛认可，甚至法院内部也对执行和解褒贬不一，争议很大。出现这种情况，究其原因，一是当前法院内部片面强调全执结率，忽视了执行和解的重要作用。二是存在大量和而不解的现象，使权利人的利益受到损害，造成社会对执行和解的不认可。基于以上情况，有必要对执行和解的适用进行探讨，规范执行和解的适用程序，真正让执行和解制度得到广泛推行，发挥出它的重要作用。本文拟对执行和解中存在的些许问题进行浅显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对策和立法建议，以资商榷。
一、执行和解协议效力的判定
执行和解的核心是执行和解协议。所谓和解协议是指在执行程序中，双方当事人通过平等协商，就变更执行依据所确定的内容达成的合意，是执行当事人对自己的民事实体权利所做的处分。和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产物，从法理上讲，和解协议是执行中双方当事人就如何履行其债权债务在原法律文书的基础上而订立的一种合同。根据合同法的一般原理，合同对双方当事人都有约束力，双方都应当信守承诺，不得违反。但是，和解协议又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合同，而是一种特别的民事合同。依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一般法理，和解协议应当优先适用民事诉讼法及其它法律、司法解释对于执行和解的相关规定。然而执行和解的效力由谁判定，如何判定，在执行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观点和做法。
民事诉讼法第230条第1款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86条第2款规定：“和解协议一般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副本附卷。无书面协议的，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的内容记入笔录，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
依据上述规定，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执行法院对和解协议不应进行审查：该观点认为，执行和解不同于审判中的调解。对执行和解来说，不需要人民法院介入，只要当事人双方就执行依据所确定的权利义务的履行达成合意即可。
笔者认为，由于和解协议对于执行程序的实质性影响，加上民诉法第230条第2款规定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或者胁迫情况下达成的和解协议，可以随时申请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的规定，为了避免执行程序的拖延与司法资源无谓浪费，执行法院不但应当进行审查，而且这种审查还应当是全方位的，既要进行形式审查，也要进行实质审查。法院对执行和解协议进行审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审查执行和解协议是否违背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共道德。经审查执行和解协议违背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共道德，要向当事人说明和解协议无效，案件执行程序继续进行。
　　二是审查被执行人是否具备履行和解协议的条件，是否存在被执行人利用执行和解拖延执行逃避执行的可能。
　　三是审查双方当事人是否出于自愿，是否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是否存在危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等。
具体做法是在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后，执行法官要责令被执行人说明履行和解协议的能力和条件。被执行人不能说明其有履行义务的能力和条件，又不能提供执行担保的，法院不认可和解协议的效力，执行程序不停止。法院审查执行和解协议的情况要记入笔录。审查的内容包括执行和解主体是否适格、和解协议是否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和解协议内容是否合法等等。意即执行和解作为执行的一种特殊方式，应当合法有效。和解协议的合法有效是执行和解成立的前提。执行和解的成立必须符合自愿原则和合法原则。所谓自愿原则，是指执行和解的合意应当出于双方当事人的自由意愿，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合法原则是指执行和解协议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否则，和解协议应被确认为无效。其次，执行中和解虽然是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合意，却并不意味着法院不起任何作用。执行和解协议的执行力是附条件、有限制的，在肯定执行和解的效力后，还需要进一步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才能使执行和解发挥其功效。因此，确立法官对执行和解协议的实质审查权，是确认执行和解协议的执行力，是执行和解过程走出“无用功”怪圈的必然选择。
二、执行和解协议是否应具有强制执行效力
民事诉讼法第230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从该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执行程序中当事人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但有学者指出：既然和解是在执行程序中当事人自行协商达成的协议，并经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不违背国家法律规定，未侵犯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利益，即应赋予和解协议与调解协议同等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如果不履行和解协议，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倘若当事人的和解协议没有这种法律上的约束力，那么，规定执行和解制度是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结合司法实践，笔者赞同这个观点，认为民事诉讼法应当考虑赋予和解协议相应的法律效力，使其成为强制执行的依据。理由如下：
从现行有关执行和解的法律规定来看，既然民事诉讼法第230条规定了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有和解的权利，就理应尊重当事人行使和解权利的结果，即尊重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否则，第230条之规定就会前后不一致，当事人的和解权利也因此失去它应有的完整性和全面性。特别是《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法意见》）第266条的规定更显其前后不符、自相矛盾之弊端。如“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经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从整个执行程序的完整性来看，该规定说明人民法院执行根据的前后不一致。因为“和解协议已经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显然意味着人民法院只是对没有履行的部分是以生效法律文书为根据去执行的，那对已经履行的部分是以什么为根据的呢？如果是以和解协议为执行的根据，则人民法院前后执行的根据不一致，有损法律的严肃性。同时因为和解协议无强制执行的效力，也容易造成一些案件实际执行中的难度。如在某案件中，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变更了原判决确定的法律义务关系，将原判决中“被执行人支付申请人房屋补偿款八万元，住房一套归被执行人所有”的主文，经过双方自愿协商，房子归申请人所有，由申请人支付被执行人五万元。但在实际履行中申请人要求支付案款，被执行人却不按照和解协议交付房屋，导致和解协议无法履行，而被执行人又没有足够能力支付原判决的八万元，亦只有一套住房，执行和解协议又没有强制执行的效力，按照相关司法解释无法强制拍卖，案件执行陷入僵局。
因此，笔者认为，结合执行实际，民事诉讼法应当赋予和解协议相应的法律效力，使其成为法院强制执行的根据。建议将现行民事诉讼法第230条第2款修改为：“……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强制执行原生效的法律文书或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
三、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法院应否解除强制执行措施
在执行工作中，当事人在人民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查封、冻结、扣押被执行人的财产后，基于此达成和解协议的情况比较常见。对于在和解协议达成后、未履行完毕前，执行法院对已采取的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应如何处理？目前理论上和实践中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为保障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执行法院应继续保持查封、扣押、冻结原状，直到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另一种观点认为，执行和解是当事人为了结束执行程序，自愿协商解决纠纷。所以，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就应当终止执行活动，强制执行措施应当停止，已采取的强制措施也应该撤销。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具有内在的矛盾。在下列情况下，执行程序因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而终结，即执行和解具有终结执行程序的效力；申请执行人在和解协议中放弃全部未实现权利的；和解协议即时履行完毕的。除此之外，执行和解协议具有中止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那么，执行法院继续查封、冻结、扣押被执行人的财产在理论上与执行和解的法律效力存在着冲突。第二种观点也有失偏颇，它是建立在执行和解是全面和解和完全和解这一假设之上的，忽略了执行和解的多样性。在执行实务中，真正全面完全和解的只在部分案件中得以实现，对这类案件终结执行程序，停止和撤销强制执行措施是应当的。多数执行和解协议是延长履行义务的期限或变更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或履行方式，这只可以使执行程序中止，但并不能使执行程序必然终结，因为不少和解协议最终不能履行，需要恢复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停止或撤销全部强制措施，将可能导致案件恢复执行后难以执行甚至最终无法执行，损害申请人权益，增加法院执行成本。还有一部分和解协议只是变更了原法律文书的部分内容，对未变更的部分还要强制执行。
笔者认为，为了有效地保障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应当采取较为灵活的方式来处理执行和解前的强制执行措施。首先，既然是当事人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那么就应该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如果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中对强制执行措施的处理进行了约定，那么就依其约定。其次，如果当事人没有约定，遵循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理念，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把执行和解前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和执行和解较好地结合起来。总的原则是依具体案情，只要不违背当事人的意愿，一般都应当停止或撤销强制措施。但执行法院应行使释明权，告知当事人执行法院将解除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由双方当事人自愿对财产进行控制，行使权利，如办理抵押、质押等，使前一阶段的强制执行措施与达成和解协议的履行有效地衔接起来。但如果停止或撤销强制措施可能给今后恢复执行造成困难的，就不应撤销这些强制措施，并明确告知双方当事人，除非一方当事人提供了有效担保。这样，既可以保障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又不违背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在要求。同时，可以减轻执行人员的工作负担，避免因继续采取强制措施所引起的财产失控等后果。
四、申请恢复执行的条件和期限
民诉法第230条第2款规定“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规定了三种恢复执行的情形，其中前两种情形是本次修改民诉法新增加内容。对此，笔者认为，民诉法并没有规定此二种情形中提出恢复申请的时间期限，因此可能出现执行和解履行完毕结案而与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相冲突等的问题，故此，笔者认为，在没有制定司法解释的情况下，针对二种情形应当更严格的掌握恢复执行的条件，避免申请执行人借口受到欺诈或者胁迫而谋求不正当利益。
第三种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情形是一方当事人只能在和解协议履行期限届满后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才能申请人民法院恢复强制执行，即当事人申请恢复执行的条件是严格限定的。在履行期间内，一方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恢复强制执行的，执行法院将不予准许。这样，和解协议生效后，如果一方当事人为逃避债务而转移、隐匿财产，另一方当事人却无权申请恢复强制执行，这不利于保护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显失公平，也会使恢复执行后的执行工作陷于被动。对此，建议借鉴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制度，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细化申请人申请恢复执行的条件，以利于实践中的操作。如规定申请人确有证据证明被执行人有经营状况严重恶化；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丧失商业信誉以及有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之一的，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恢复执行。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防止被执行人借和解协议之机蒙骗申请人、逃避法律责任，同时对促进被执行人履行债务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民诉法修改前的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一个申请恢复执行的期限问题。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当事人在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在对方没有履行义务的情况下，怠于行使其申请恢复执行原法律文书的权利，以致造成超过申请执行期限；二是有些当事人错误地理解了申请执行期限。程序法明确规定，执行和解后执行期限的计算方法是以和解协议所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连续计算。一些当事人错误地认为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期限与诉讼时效一致，其计算方式为最后一次实际给付的日期，因而错过了申请执行的期限。
　　对于上述两种情况，法院的执行机构在执行中应严格处于中立地位，对于因当事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超过申请执行期限的，不能单独强调要保护权利人一方的权利，而是应严格依照相关的程序法处理。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认为应当终结执行的其他情形出现时，终结案件执行。所以，对于上述两种没有法定申请执行期限中断事由的情形，法院应按照相应的法律规定终结执行。
　　执行和解是双方当事人的权利，甚至在某种情况下，也是当事人自行缓解矛盾的方式。在实践中，为了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在他们自行达成和解协议时，执行人员应该告知他们执行和解的法律后果，即如果一方当事人不按照执行和解确定的方式履行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必须在法定的申请执行期限内提出申请，要求恢复对原审法律文书的执行。同时，告知当事人，依照法律的规定，这种恢复原审法律文书的执行，必须依当事人的申请才能启动，法院不会、也不能依职权强行恢复。如果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且执行申请人没有在法定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申请执行期限内申请执行，那么，权利人的实体权利还是可以保护的。在这种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有关个案的答复中已经开始明确和解协议的可诉性，即权利人可以持执行和解协议，在不超过诉讼时效的期限内，另行通过诉讼程序解决。

河北省景县人民检察院 王永刚